荐文 | 雷乐街 张斌 建党百年：中国农村改革回顾总结与乡村振兴展望
时间：2021/11/3 9:16:33 作者：雷乐街 张斌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7期 阅读：3150
摘要：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同时也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凤阳县小岗村5周年，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及2035年愿景目标进行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同时也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凤阳县小岗村5周年。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
为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安徽财经大学、凤阳县小岗村联合举办，由《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小岗干部学院、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小岗研究院承办的“建党百年：中国农村改革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于2021年4月29-30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烨、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王俊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文胜出席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安徽小岗干部学院等近50余所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中国农村经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期刊媒体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三农”问题百年探索和改革进程回顾与总结
基层组织创新最新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做了题为《通过基层组织创新提升领导力实现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主旨报告。他基于对浙江省永嘉、山东省沂源、福建省三明、广东省清远和佛山等地农村基层党建的最新调研指出，近年来全国不同区域基层党组织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出现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农村基层党的组织模式创新。首先，他根据纵向组织化整合强度与横向网络化联结程度的差异，将不同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产业发展型、综合协调型、城乡融合型和村企共建型。其次，在此基础上探索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其概括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政策性驱动要素；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格局的现实性驱动要素；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与时俱进的组织性驱动要素。他认为，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可以有效地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有助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因此是一种有用的工作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成效与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形式，提升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能力；通过推动基层党组织的联动与协作，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更加协调；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充分彰显等。
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中共中央党校曾业松研究员做了题为《党领导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党领导农村工作最重要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坚守“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的整体论；四是贯彻“重中之重”的重点论。党领导“三农”工作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尊重农民、依靠农民、造福农民。农业的高质高效发展，关键是遵循产业发展布局和产业发展规律，依靠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农业现代化和经营制度现代化，规模经营是必然趋势。农村现代化除了采取人口转移城市化之外，还有一条可取途径就是就地城镇化。在基层治理方面，他在对枫桥经验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补充和总结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将其概括为：党领民治、统领共治、多治融合、引领善治。
集体与合作经济的发展经验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征程中，始终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经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在此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多种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教授做了题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历程和经验》的主旨报告，主要围绕农民合作化与合作经济发展来阐释农业现代化问题。他认为，应该把现在的集体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进行对比，不能认为现在搞集体经济就是走回头路，新型集体经济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与农民意愿搞集体经济。他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经验归纳为以下三条：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重视农村集体经济，领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第二，不同历史阶段集体经济发展有不同样态，不能随意否定前三十年的探索；第三，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体方式方法仍需探索。乡村振兴最核心的就是产业振兴和基层党组织振兴，脱贫攻坚关键就在于产业振兴，使中央财政支出能够可持续。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等从“三农”发展规律、试点推广、基本经济制度三方面总结出党治理农村经济的重要经验，认为在百年治理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因势利导”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并从四个角度总结“因势利导”治理经验的内涵：对人民意愿和“三农”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遵从；对基层农民创新采取默许和宽容态度，不搞“一刀切”；遵从试点试验——总结推广的工作路线，把基层首创与上级政策支持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方向，引导农民建设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齐齐哈尔大学张静教授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考察了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并从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政府引导的视角总结了建国以来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凤阳“大包干”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暨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文胜教授做了题为《从党史的高度看小岗村的历史地位》的主旨报告，从小岗村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四个视角，强调了须从党史的高度来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中共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做了题为《小岗村之路》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小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基层民众的主动探索变成党的意志和国家政策，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一种完美契合，小岗贡献了一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在市场化大潮下，在城乡融合不能全部实现的情况下，在人才、技术、资本、土地这些市场经济要素不能为农村所用的情况下，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自己独特的禀赋，围绕现代农业，通过改革创新来激活内生动力，整合资源，吸引要素进乡村，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目前尚需探索的问题。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宏昌回顾并重温了当年实行“大包干”的历史过程与细节。滁州学院张家智副教授认为，产生于改革初期的“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同样在乡村振兴中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副院长贾鸿彬探讨了新时代小岗精神与创新发展包容机制建设问题。他认为，“大包干”的制度创新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包容，当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种包容意识，需要形成包容机制。安徽财经大学雷乐街博士，通过整理县、区、社、队四级相关档案文献，重新梳理和再现了凤阳“大包干”的渐进性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与细节，将“大包干”界定为渐进性过程基础之上，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包干”的发生正是遵循路径依赖的逻辑，对家庭经营这一传统非正式制度的理性回归。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刘雨萌从微观研究视角出发，依据相关基层档案，考察了凤阳县大溪河公社、考城公社、梅市公社等社队企业的变迁过程，分析了“大包干”后社队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并揭示出社队企业促进农民富裕的经济逻辑。
乡村治理和基层党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
党员、党组织与党群关系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村党员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加强党群联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中南民族大学易新涛教授等区分了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两种“一肩挑”现象：一种是指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制度安排；另一种是指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由一人兼任，以实现“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制度设计。他们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宽泛。前一种“一肩挑”具有如下特点：目的在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基于乡村治理理念设计，在主体上具有主动性，在程序上具有特定性，在效力上具有刚性。
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副教授等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关系的联结状态和联结机制问题，从加强组织化经济联结、积分化制度联结、清单化行动联结、技术化信息联结等方面，提出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关系的社会联结机制的可行路径。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任怡、樊丽等，基于对安徽省农村858名党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乡村党员教育活动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江苏省妇联兼职副主席、恒北村党委书记李晓霞，结合恒北村实际，介绍了该村在党建中的主要措施与经验，在解决村内党员老龄化问题的基础上，搭建群众满意的服务机制。
文化重建与乡村治理机制完善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柳泽民教授等，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精神家园的坍塌、物欲绑架下的精神荒漠、人口流动中的思想观念冲突三方面描绘了当下乡村的精神困境。安徽财经大学朱道才教授等，以宋河村为研究个案，探讨了积分制对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及其背后的逻辑。湖北经济学院肖春艳教授等，基于实证分析，探讨了对农村留守老人关爱的困境、问题与对策。面对乡村孝道的式微，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涂爱荣教授，从智能养老、精神赡养、情感赡养、知识赡养等方面，探讨了利用网络新平台振兴乡村孝文化的可行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经验总结
1.贫困治理理论与思想
河海大学杜栋教授等对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出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隐形信息和知识，展露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指导价值。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柳泽民教授等将南亚贫困问题当做一个比较的“他者”，从人民性、改革、政府主导等方面阐释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势。商洛学院张亚强副教授从概念界定、标准设置、特征等方面分析了相对贫困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尝试提出建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万师副教授认为，应从乡村发展中有效提高减贫效应与新发展阶段注重化解相对贫困问题两个层面，去解决脱贫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即将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
2.扶贫举措与政策
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贫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副校长陈国富教授提出应从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全方位完善脱贫攻坚机制、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三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云南省施甸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海燕从重点组织领导、人才交流、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扶持等方面介绍了扶贫工作经验以及未来展望。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杰森从基本内涵、根本目标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脱贫内生动力培育问题，并建议构建以多层次内生动力培育目标、多维性内生动力培育内容以及灵活性内生动力培育保障机制为基础的“三维一体”脱贫内生动力培育长效机制。吉林医药学院辅导员、安图县桃园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顾海亮详细介绍了安图县桃园村“爱心课堂 ”模式与教育扶贫、农家书屋等各类基层工作的治理成效。
乡村振兴前景展望
1.数字经济与智慧乡村建设
数字化、信息化是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华南农业大学崔慧霞教授指出，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的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安徽财经大学王刚贞教授等组织的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采访相关专业专家相结合的方法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居民的移动支付主体及交易行为进行了调查与剖析。安徽财经大学王刚贞教授等，基于小岗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PM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创业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和降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促进农户创业。安徽财经大学李光勤副教授等提出以农村山地、林地、湖泊和河流等资产作为抵押，发行绿色债券，并探究了绿色债券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2.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已经成为国内文化建设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建筑大学张国博士对目前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的研究做了初步的展望。西南大学张彩云博士以乡村文化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与成功经验。陇东学院白煜教授等以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建设为例，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于构筑城乡融合生态格局、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董佳等，从农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因、内在要求和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进行阐述。
3.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城市与农村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年猛博士从中国城乡关系角度透视了党的百年农村经济治理过程。他认为，今后党的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应当由“工农互促、城乡互补”转向“工农融合、城乡协同”，并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由均等化迈向匀质化、推动城乡制度由二元分割迈向一元化为施策重点。河南农业大学刘歆立副教授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困境和问题的战略应对，是实现国家发展重心下移与城乡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组合，是解决我国城镇化负面效应的现实路径选择。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而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天津社会科学院编辑沈楠认为，“扶贫须扶志，亦须扶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之间建立一个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情感桥梁。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张成会根据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FGLS分别研究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均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中部地区外，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4.经济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优化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齐齐哈尔大学祖彤教授针对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土地相关立法、健全权益保护机制、发挥政府的权能责任、构建流转市场机制、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解决。针对当前利用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抛荒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做法，安徽财经大学张运书教授等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发生土地抛荒问题区域内的“三农”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遵从引入—内生路径培育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以最终受益原则确定新增要素投资成本的负担；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规范化、组织化。
盘活利用宅基地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热点和焦点话题。安徽财经大学张勇副教授等指出，农村宅基地具有政治稳定、社会保障和经济财产等功能属性，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宅基地退出、回收、出租、入股等多元盘活利用路径。郑州财经学院徐可研究员等，分析了如何以涉农资金整合政策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地方法治文化创新，通过资金管理由“条”改“块”增加了基层事权和职能，通过“事权下移”倒逼形成基层部门的协同机制，同时，通过“法治下乡”，使地方性法治文化形成“法治—自治”的良性反馈。
5.乡村生态振兴
福建社会科学院冯洁副研究员等从全面建设小康的宏观视角，对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现状和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区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途径实现。
为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安徽财经大学、凤阳县小岗村联合举办，由《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小岗干部学院、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小岗研究院承办的“建党百年：中国农村改革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于2021年4月29-30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烨、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王俊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文胜出席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安徽小岗干部学院等近50余所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中国农村经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期刊媒体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三农”问题百年探索和改革进程回顾与总结
基层组织创新最新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做了题为《通过基层组织创新提升领导力实现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主旨报告。他基于对浙江省永嘉、山东省沂源、福建省三明、广东省清远和佛山等地农村基层党建的最新调研指出，近年来全国不同区域基层党组织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出现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农村基层党的组织模式创新。首先，他根据纵向组织化整合强度与横向网络化联结程度的差异，将不同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产业发展型、综合协调型、城乡融合型和村企共建型。其次，在此基础上探索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其概括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政策性驱动要素；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格局的现实性驱动要素；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与时俱进的组织性驱动要素。他认为，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可以有效地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有助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因此是一种有用的工作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成效与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形式，提升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能力；通过推动基层党组织的联动与协作，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更加协调；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充分彰显等。
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中共中央党校曾业松研究员做了题为《党领导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党领导农村工作最重要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坚守“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的整体论；四是贯彻“重中之重”的重点论。党领导“三农”工作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尊重农民、依靠农民、造福农民。农业的高质高效发展，关键是遵循产业发展布局和产业发展规律，依靠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农业现代化和经营制度现代化，规模经营是必然趋势。农村现代化除了采取人口转移城市化之外，还有一条可取途径就是就地城镇化。在基层治理方面，他在对枫桥经验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补充和总结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将其概括为：党领民治、统领共治、多治融合、引领善治。
集体与合作经济的发展经验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征程中，始终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经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在此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多种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教授做了题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历程和经验》的主旨报告，主要围绕农民合作化与合作经济发展来阐释农业现代化问题。他认为，应该把现在的集体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进行对比，不能认为现在搞集体经济就是走回头路，新型集体经济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与农民意愿搞集体经济。他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经验归纳为以下三条：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重视农村集体经济，领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第二，不同历史阶段集体经济发展有不同样态，不能随意否定前三十年的探索；第三，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体方式方法仍需探索。乡村振兴最核心的就是产业振兴和基层党组织振兴，脱贫攻坚关键就在于产业振兴，使中央财政支出能够可持续。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等从“三农”发展规律、试点推广、基本经济制度三方面总结出党治理农村经济的重要经验，认为在百年治理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因势利导”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并从四个角度总结“因势利导”治理经验的内涵：对人民意愿和“三农”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遵从；对基层农民创新采取默许和宽容态度，不搞“一刀切”；遵从试点试验——总结推广的工作路线，把基层首创与上级政策支持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方向，引导农民建设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齐齐哈尔大学张静教授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考察了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并从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政府引导的视角总结了建国以来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凤阳“大包干”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暨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文胜教授做了题为《从党史的高度看小岗村的历史地位》的主旨报告，从小岗村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四个视角，强调了须从党史的高度来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中共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做了题为《小岗村之路》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小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基层民众的主动探索变成党的意志和国家政策，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一种完美契合，小岗贡献了一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在市场化大潮下，在城乡融合不能全部实现的情况下，在人才、技术、资本、土地这些市场经济要素不能为农村所用的情况下，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自己独特的禀赋，围绕现代农业，通过改革创新来激活内生动力，整合资源，吸引要素进乡村，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目前尚需探索的问题。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宏昌回顾并重温了当年实行“大包干”的历史过程与细节。滁州学院张家智副教授认为，产生于改革初期的“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同样在乡村振兴中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副院长贾鸿彬探讨了新时代小岗精神与创新发展包容机制建设问题。他认为，“大包干”的制度创新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包容，当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种包容意识，需要形成包容机制。安徽财经大学雷乐街博士，通过整理县、区、社、队四级相关档案文献，重新梳理和再现了凤阳“大包干”的渐进性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与细节，将“大包干”界定为渐进性过程基础之上，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包干”的发生正是遵循路径依赖的逻辑，对家庭经营这一传统非正式制度的理性回归。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刘雨萌从微观研究视角出发，依据相关基层档案，考察了凤阳县大溪河公社、考城公社、梅市公社等社队企业的变迁过程，分析了“大包干”后社队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并揭示出社队企业促进农民富裕的经济逻辑。
乡村治理和基层党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
党员、党组织与党群关系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村党员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加强党群联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中南民族大学易新涛教授等区分了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两种“一肩挑”现象：一种是指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制度安排；另一种是指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由一人兼任，以实现“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制度设计。他们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宽泛。前一种“一肩挑”具有如下特点：目的在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基于乡村治理理念设计，在主体上具有主动性，在程序上具有特定性，在效力上具有刚性。
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副教授等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关系的联结状态和联结机制问题，从加强组织化经济联结、积分化制度联结、清单化行动联结、技术化信息联结等方面，提出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关系的社会联结机制的可行路径。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任怡、樊丽等，基于对安徽省农村858名党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乡村党员教育活动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江苏省妇联兼职副主席、恒北村党委书记李晓霞，结合恒北村实际，介绍了该村在党建中的主要措施与经验，在解决村内党员老龄化问题的基础上，搭建群众满意的服务机制。
文化重建与乡村治理机制完善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柳泽民教授等，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精神家园的坍塌、物欲绑架下的精神荒漠、人口流动中的思想观念冲突三方面描绘了当下乡村的精神困境。安徽财经大学朱道才教授等，以宋河村为研究个案，探讨了积分制对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及其背后的逻辑。湖北经济学院肖春艳教授等，基于实证分析，探讨了对农村留守老人关爱的困境、问题与对策。面对乡村孝道的式微，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涂爱荣教授，从智能养老、精神赡养、情感赡养、知识赡养等方面，探讨了利用网络新平台振兴乡村孝文化的可行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经验总结
1.贫困治理理论与思想
河海大学杜栋教授等对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出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隐形信息和知识，展露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指导价值。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柳泽民教授等将南亚贫困问题当做一个比较的“他者”，从人民性、改革、政府主导等方面阐释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势。商洛学院张亚强副教授从概念界定、标准设置、特征等方面分析了相对贫困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尝试提出建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万师副教授认为，应从乡村发展中有效提高减贫效应与新发展阶段注重化解相对贫困问题两个层面，去解决脱贫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即将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
2.扶贫举措与政策
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贫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副校长陈国富教授提出应从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全方位完善脱贫攻坚机制、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三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云南省施甸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海燕从重点组织领导、人才交流、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扶持等方面介绍了扶贫工作经验以及未来展望。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杰森从基本内涵、根本目标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脱贫内生动力培育问题，并建议构建以多层次内生动力培育目标、多维性内生动力培育内容以及灵活性内生动力培育保障机制为基础的“三维一体”脱贫内生动力培育长效机制。吉林医药学院辅导员、安图县桃园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顾海亮详细介绍了安图县桃园村“爱心课堂 ”模式与教育扶贫、农家书屋等各类基层工作的治理成效。
乡村振兴前景展望
1.数字经济与智慧乡村建设
数字化、信息化是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华南农业大学崔慧霞教授指出，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的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安徽财经大学王刚贞教授等组织的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采访相关专业专家相结合的方法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居民的移动支付主体及交易行为进行了调查与剖析。安徽财经大学王刚贞教授等，基于小岗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PM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创业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和降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促进农户创业。安徽财经大学李光勤副教授等提出以农村山地、林地、湖泊和河流等资产作为抵押，发行绿色债券，并探究了绿色债券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2.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已经成为国内文化建设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建筑大学张国博士对目前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的研究做了初步的展望。西南大学张彩云博士以乡村文化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与成功经验。陇东学院白煜教授等以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建设为例，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于构筑城乡融合生态格局、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董佳等，从农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因、内在要求和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进行阐述。
3.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城市与农村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年猛博士从中国城乡关系角度透视了党的百年农村经济治理过程。他认为，今后党的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应当由“工农互促、城乡互补”转向“工农融合、城乡协同”，并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由均等化迈向匀质化、推动城乡制度由二元分割迈向一元化为施策重点。河南农业大学刘歆立副教授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困境和问题的战略应对，是实现国家发展重心下移与城乡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组合，是解决我国城镇化负面效应的现实路径选择。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而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天津社会科学院编辑沈楠认为，“扶贫须扶志，亦须扶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之间建立一个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情感桥梁。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张成会根据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FGLS分别研究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均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中部地区外，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4.经济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优化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齐齐哈尔大学祖彤教授针对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土地相关立法、健全权益保护机制、发挥政府的权能责任、构建流转市场机制、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解决。针对当前利用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抛荒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做法，安徽财经大学张运书教授等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发生土地抛荒问题区域内的“三农”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遵从引入—内生路径培育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以最终受益原则确定新增要素投资成本的负担；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规范化、组织化。
盘活利用宅基地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热点和焦点话题。安徽财经大学张勇副教授等指出，农村宅基地具有政治稳定、社会保障和经济财产等功能属性，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宅基地退出、回收、出租、入股等多元盘活利用路径。郑州财经学院徐可研究员等，分析了如何以涉农资金整合政策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地方法治文化创新，通过资金管理由“条”改“块”增加了基层事权和职能，通过“事权下移”倒逼形成基层部门的协同机制，同时，通过“法治下乡”，使地方性法治文化形成“法治—自治”的良性反馈。
5.乡村生态振兴
福建社会科学院冯洁副研究员等从全面建设小康的宏观视角，对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现状和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区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途径实现。
责任编辑：网站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