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温铁军等：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方向性调整。
“三农”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它因工业化而产生,也必然因“去工业化”而化解。过去一百多年我国被迫追求工业化,走上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道路,“三农”问题因而产生；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则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方向性调整。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这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积累形成的“三农”问题有了得到实质性化解的路线图。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农村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从农村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造成这三大要素长期净流出,“三农”问题因之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现在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改变。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被动地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那样按照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须转向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标志着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产生根本的历史性转变。要深刻理解这个转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梳理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处在什么历史方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
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三农”问题的演进与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这个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80—1988年、1989—2002年、2003—2012年、2013年至今(这个阶段划分跟领导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执政后)
1980—1988年
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财政危机中,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由农村承载财政危机期间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1980年爆发的被称为“洋跃进”引进外资所导致的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载城里人失业,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1980—1985年,18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来源,但也如毛泽东时代引进外资一样带来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于是城市产业集团推动中央在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旨在增加出口创汇偿付外债,但1988年爆发恶性通胀,1989年生产停滞,农民从农产品获取收入显著降低。这以后,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步,属于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创造之一的乡镇企业,受国家外向型政策调整的影响,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态势,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部分转型为外向型合营企业,内地乡镇企业则陷入低迷不振状态,农民的兼业货币收入大大缩水,“三农”处境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农村以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承担了危机的代价。
1989—2002年
198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年萧条。1992年,国家开放了土地、期货、股票等三大资本市场,引发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并因之出现严重的财政、金融和外汇等三大赤字危机。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年初,国家以“外汇并轨”为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使原来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太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一下子占据相当大的成本优势,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不利外贸格局因之发生较大的改善。然而,这种竞争优势是以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而不支付社保为代价的,优质劳动力长期流出使“三农”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94年与“外汇并轨”同时推出的还有“分税制改革”,地方税收占比下降代价也是向乡村转嫁。原来中央财政占比只有27%,地方财政占比73%。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平分,地方政府减少了23%的收入,只能从农村提取。于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的税费负担空前加重,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开始发生群体性事件。
虽然1988年国家就制定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但直到十年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才呈现出这种“双高”态势,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种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局面的产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这一轮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双向选择过程,研发部门留在发达国家,生产部门靠近市场。其本质是21世纪初伴随全球新一轮的泡沫化加速,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价格急剧升高而谋求产业价值链在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在此期间,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内涵逐渐发生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于是,“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即人们说的“血汗工厂”林立。
加之,20世纪90年代末因城市工商资本过剩而起的“资本下乡”和“农业产业化”政策,造成农业生产过剩和大面积农业面源污染,农民亏损严重,被迫到城市打工,并由此使乡村社会稳定局面受到破坏。
从1989年“三农”处境开始恶化,到1994年“三农”问题初露端倪,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变得严重,发生一些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
2003—2012年
鉴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在2002年先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调整政策,2003年延伸为全国的重中之重；并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向“三农”倾斜。从2003年到2012年主要是中央在向“三农”投资,地方上的重中之重还是工业化、城市化。
据测算,2003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也因此,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从容应对,但是依靠投资拉动也有弊端,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三农”问题虽有缓解但不是治本之策。
2013—2018年
2013年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常态”,主动进行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4年,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5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并且通过精准扶贫执行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承诺2020年消除贫困；2016年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终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讲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
这些方向性调整根本改善了“三农”处境。同时,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三农”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国家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里逐渐转向城市、转向全球化,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体事件大量增加。21世纪初从江泽民开始调整,胡锦涛2002年接任后提出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大多数地方和部门一时调整不过来。例如,中央针对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严峻在2004年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省、市、县、乡等四级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认同。2005年接着提出新农村建设,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资“三农”,2003年到2012年累计有6万亿元,但是不能解决部门和地方利益结构矛盾的问题。“三农”问题仍未能根本好转。直至2012年党中央换届,2013年后,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数量上也已经是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个意识”,强化中央权威,经过5年努力,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党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三农”处境终于开始有了根本好转的条件。
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一战略的历史转折意义只在改革开放的脉络中无法完全理解,还必须从“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及其转化中去寻找。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内生的一种东西。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没有军事工业,没有枪炮、原子弹、航母,我们就要挨打。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地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四次工业化:清代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黄金经建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别人(西方工业化是为了对外殖民,掠夺的物资反过来促进自我工业化,所谓以战养战；中国工业化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从“三农”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这就形成严重的农村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甚至“自毁甚于他毁”。故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展一直存在“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或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百年张力和矛盾——中华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态文明的,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业化。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条件成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以乡村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道路上。
现在来看,这个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斗争过程,借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前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退却；1949年到2017年后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相持；2017年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的战略反攻,可能要到2050年完成。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逐渐改变过去迫于西方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国文明特性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慢慢影响西方,即从2050年开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态文明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1840—1949年的战略退却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清朝末年借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搞了第一次工业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清朝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随着自身的覆灭失败了。清朝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于是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号称“黄金经建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很快,但与之对应的却是小农破产、乡村衰败。其原因可以从内外部影响两个方面来说明。从内部来说,原来主要住在村里的地主纷纷进城,成为工商业地主,其收租方式也相应地发生改变,把“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实物租”改成“货币租”,由此导致过去非货币化的小农经济被现代经济击垮；从外部来说,受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方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政府必须用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交换军火,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快速转变为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48年。1948年通胀恶化无法维持,于是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仍然无法维持,一年后,国民党统治轰然倒塌,第二次工业化失败。
清末和民国两次工业化是战略退却阶段。晚清以降列强入侵,五年必犯边,十年必大战。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不论革命与否、国体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赔款,开门揖盗。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推进工业化,但是因为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官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霸占着土地等社会资源,社会上下不能团结,军阀混战、民乱蜂起,自身工业化成本没有办法向农村转嫁则工业化不能完成,于是也无力抵御列强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国转嫁成本。
1949—2017年的战略相持
在国共斗争中,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呢?依靠农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这种“去现代化”的均田免赋的传统方式。就是说,1949年土地改革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回到土地,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共产党接手的政府只需解决少部分城里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客观地说,民国的现代化通胀危机,是靠传统的小农经济来缓解的。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化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动员机制和组织,用30年时间初步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干部不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业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担,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苦难干群一起承受,形成“干部不忘初心、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业化就会有成本,我国前30年工业化还以“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重工业为主,没有增加多少城市就业,所以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反倒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成本累积形成危机,就要“上山下乡”,把城市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同时,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是为了方便城市工业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外债和赤字问题恶化,农民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机爆发在城市。
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形式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一样,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过上一次叫土地改革,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 定额租”。1950年农民占总人口88%,1980年农民占85%。包产到户让农民回家种地,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历史经验,其实有很大可比性,都是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现代化危机。
1980年代改革以后,我国工业化发生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都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戏剧性变化。虽然伴随着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长,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伴生严重“三农”问题和环境污染,中央逐渐强调可持续发展,而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于是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国又遭遇一次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城市危机。
这次危机的解决路径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过去补贴给海外消费者的13%转而补贴给自己国家的农民消费者,农民购买农机、电器等产品可以享受到13%的折扣,结果是农村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依靠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出口不畅的危机,仍然是依靠向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转嫁城市现代化的危机。
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承担工业文明的代价。
总之,去意识形态化地看近代史,我国清末以来先后有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前两次是“洋务运动”和民国政府20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化,都曾经由于官僚资本提取过量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革命。后两次是: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国家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又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我们取得很大成就,虽然军事国防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也积累了很大问题,就是“三农”衰败和环境污染。继续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增长,结果只能是不断恶化污染。如果不能实现农业农村优先的生态文明,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活下去,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之前一百多年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转向生态文明,也可以转向生态文明了。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阶段,国家以及农村被侵略、被践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历史逻辑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相持阶段,是国家被打压——虽然承接了西方的成本转嫁,毕竟保持了总体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维持——农村虽然承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转嫁造成“三农”问题,但毕竟保持了总体稳定。历史逻辑还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反攻阶段,会反转之前一百多年的历史逻辑:不再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而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助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促使西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据此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历史转折意义就在这百年历史逻辑的反转里面。
在新时代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今天,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那样维持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 乡村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战略调整,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从古至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这就是新时代。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头脑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过去我们处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有一些对于西式现代化的错误认识可以理解,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要科学要民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法批儒,改革开放时期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等。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进入新时代,以前那些错误认识就不应该再有了。
所以,有必要反省20世纪中国追求西式现代化的思想历程。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然而,过去一百多年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我们有些迷失方向了。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并且把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导向了对西方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在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下,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他们认为儒家文化制约发展,必须与儒学彻底决裂,追求西方的科学、民主,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再看这个提法是幼稚的,因为,一方面,孔子的主张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一直是未完成的状态,历代统治者只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愚弄百姓,就像鲁哀公当年对待孔子的方式,“生不能用,死而诔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和改革恰是真正推行孔子的主张——给失去“仁”的形式化的礼乐重新注入道德含义；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的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长时间里,中国人不但失去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给定的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能力,而且任何斗胆挑战者都遭遇卫道士们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限制而不得不蜕化为“犬儒”。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方思想和规则,但客观上看,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机会、没有条件认真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20世纪的遗产里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殖民化的产物,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另一部分是从我国五千年传统里面传承下来的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的由内而外的自主创新的产物,例如,农耕文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平均分配使用权、集体英雄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攻阶段,我们必须认真清理20世纪的思想遗产,改变过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思想理论上的自主性。
自主性的获得不只是靠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在思想理论上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我们到底要什么。
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我和我的团队研究“三农”问题、从事乡村建设多年,有一些理论创新供思想学术界的朋友参考。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那只不过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同质化扩张。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既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生态环境,导致人类社会迫在眉睫的不可持续之忧。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嫁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过去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负外部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期通过乡村振兴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我党的思想路线。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多年西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以上我们构建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方向性调整。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这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积累形成的“三农”问题有了得到实质性化解的路线图。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农村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从农村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造成这三大要素长期净流出,“三农”问题因之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现在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改变。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被动地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那样按照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须转向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标志着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产生根本的历史性转变。要深刻理解这个转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梳理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处在什么历史方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
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三农”问题的演进与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这个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80—1988年、1989—2002年、2003—2012年、2013年至今(这个阶段划分跟领导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执政后)
1980—1988年
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财政危机中,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由农村承载财政危机期间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1980年爆发的被称为“洋跃进”引进外资所导致的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载城里人失业,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1980—1985年,18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来源,但也如毛泽东时代引进外资一样带来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于是城市产业集团推动中央在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旨在增加出口创汇偿付外债,但1988年爆发恶性通胀,1989年生产停滞,农民从农产品获取收入显著降低。这以后,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步,属于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创造之一的乡镇企业,受国家外向型政策调整的影响,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态势,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部分转型为外向型合营企业,内地乡镇企业则陷入低迷不振状态,农民的兼业货币收入大大缩水,“三农”处境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农村以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承担了危机的代价。
1989—2002年
198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年萧条。1992年,国家开放了土地、期货、股票等三大资本市场,引发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并因之出现严重的财政、金融和外汇等三大赤字危机。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年初,国家以“外汇并轨”为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使原来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太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一下子占据相当大的成本优势,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不利外贸格局因之发生较大的改善。然而,这种竞争优势是以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而不支付社保为代价的,优质劳动力长期流出使“三农”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94年与“外汇并轨”同时推出的还有“分税制改革”,地方税收占比下降代价也是向乡村转嫁。原来中央财政占比只有27%,地方财政占比73%。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平分,地方政府减少了23%的收入,只能从农村提取。于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的税费负担空前加重,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开始发生群体性事件。
虽然1988年国家就制定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但直到十年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才呈现出这种“双高”态势,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种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局面的产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这一轮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双向选择过程,研发部门留在发达国家,生产部门靠近市场。其本质是21世纪初伴随全球新一轮的泡沫化加速,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价格急剧升高而谋求产业价值链在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在此期间,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内涵逐渐发生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于是,“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即人们说的“血汗工厂”林立。
加之,20世纪90年代末因城市工商资本过剩而起的“资本下乡”和“农业产业化”政策,造成农业生产过剩和大面积农业面源污染,农民亏损严重,被迫到城市打工,并由此使乡村社会稳定局面受到破坏。
从1989年“三农”处境开始恶化,到1994年“三农”问题初露端倪,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变得严重,发生一些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
2003—2012年
鉴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在2002年先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调整政策,2003年延伸为全国的重中之重；并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向“三农”倾斜。从2003年到2012年主要是中央在向“三农”投资,地方上的重中之重还是工业化、城市化。
据测算,2003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也因此,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从容应对,但是依靠投资拉动也有弊端,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三农”问题虽有缓解但不是治本之策。
2013—2018年
2013年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常态”,主动进行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4年,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5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并且通过精准扶贫执行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承诺2020年消除贫困；2016年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终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讲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
这些方向性调整根本改善了“三农”处境。同时,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三农”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国家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里逐渐转向城市、转向全球化,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体事件大量增加。21世纪初从江泽民开始调整,胡锦涛2002年接任后提出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大多数地方和部门一时调整不过来。例如,中央针对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严峻在2004年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省、市、县、乡等四级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认同。2005年接着提出新农村建设,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资“三农”,2003年到2012年累计有6万亿元,但是不能解决部门和地方利益结构矛盾的问题。“三农”问题仍未能根本好转。直至2012年党中央换届,2013年后,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数量上也已经是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个意识”,强化中央权威,经过5年努力,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党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三农”处境终于开始有了根本好转的条件。
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一战略的历史转折意义只在改革开放的脉络中无法完全理解,还必须从“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及其转化中去寻找。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内生的一种东西。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没有军事工业,没有枪炮、原子弹、航母,我们就要挨打。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地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四次工业化:清代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黄金经建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别人(西方工业化是为了对外殖民,掠夺的物资反过来促进自我工业化,所谓以战养战；中国工业化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从“三农”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这就形成严重的农村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甚至“自毁甚于他毁”。故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展一直存在“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或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百年张力和矛盾——中华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态文明的,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业化。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条件成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以乡村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道路上。
现在来看,这个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斗争过程,借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前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退却；1949年到2017年后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相持；2017年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的战略反攻,可能要到2050年完成。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逐渐改变过去迫于西方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国文明特性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慢慢影响西方,即从2050年开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态文明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1840—1949年的战略退却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清朝末年借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搞了第一次工业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清朝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随着自身的覆灭失败了。清朝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于是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号称“黄金经建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很快,但与之对应的却是小农破产、乡村衰败。其原因可以从内外部影响两个方面来说明。从内部来说,原来主要住在村里的地主纷纷进城,成为工商业地主,其收租方式也相应地发生改变,把“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实物租”改成“货币租”,由此导致过去非货币化的小农经济被现代经济击垮；从外部来说,受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方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政府必须用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交换军火,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快速转变为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48年。1948年通胀恶化无法维持,于是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仍然无法维持,一年后,国民党统治轰然倒塌,第二次工业化失败。
清末和民国两次工业化是战略退却阶段。晚清以降列强入侵,五年必犯边,十年必大战。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不论革命与否、国体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赔款,开门揖盗。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推进工业化,但是因为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官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霸占着土地等社会资源,社会上下不能团结,军阀混战、民乱蜂起,自身工业化成本没有办法向农村转嫁则工业化不能完成,于是也无力抵御列强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国转嫁成本。
1949—2017年的战略相持
在国共斗争中,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呢?依靠农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这种“去现代化”的均田免赋的传统方式。就是说,1949年土地改革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回到土地,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共产党接手的政府只需解决少部分城里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客观地说,民国的现代化通胀危机,是靠传统的小农经济来缓解的。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化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动员机制和组织,用30年时间初步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干部不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业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担,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苦难干群一起承受,形成“干部不忘初心、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业化就会有成本,我国前30年工业化还以“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重工业为主,没有增加多少城市就业,所以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反倒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成本累积形成危机,就要“上山下乡”,把城市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同时,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是为了方便城市工业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外债和赤字问题恶化,农民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机爆发在城市。
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形式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一样,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过上一次叫土地改革,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 定额租”。1950年农民占总人口88%,1980年农民占85%。包产到户让农民回家种地,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历史经验,其实有很大可比性,都是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现代化危机。
1980年代改革以后,我国工业化发生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都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戏剧性变化。虽然伴随着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长,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伴生严重“三农”问题和环境污染,中央逐渐强调可持续发展,而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于是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国又遭遇一次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城市危机。
这次危机的解决路径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过去补贴给海外消费者的13%转而补贴给自己国家的农民消费者,农民购买农机、电器等产品可以享受到13%的折扣,结果是农村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依靠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出口不畅的危机,仍然是依靠向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转嫁城市现代化的危机。
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承担工业文明的代价。
总之,去意识形态化地看近代史,我国清末以来先后有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前两次是“洋务运动”和民国政府20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化,都曾经由于官僚资本提取过量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革命。后两次是: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国家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又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我们取得很大成就,虽然军事国防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也积累了很大问题,就是“三农”衰败和环境污染。继续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增长,结果只能是不断恶化污染。如果不能实现农业农村优先的生态文明,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活下去,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之前一百多年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转向生态文明,也可以转向生态文明了。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阶段,国家以及农村被侵略、被践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历史逻辑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相持阶段,是国家被打压——虽然承接了西方的成本转嫁,毕竟保持了总体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维持——农村虽然承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转嫁造成“三农”问题,但毕竟保持了总体稳定。历史逻辑还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反攻阶段,会反转之前一百多年的历史逻辑:不再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而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助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促使西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据此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历史转折意义就在这百年历史逻辑的反转里面。
在新时代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今天,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那样维持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 乡村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战略调整,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从古至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这就是新时代。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头脑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过去我们处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有一些对于西式现代化的错误认识可以理解,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要科学要民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法批儒,改革开放时期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等。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进入新时代,以前那些错误认识就不应该再有了。
所以,有必要反省20世纪中国追求西式现代化的思想历程。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然而,过去一百多年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我们有些迷失方向了。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并且把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导向了对西方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在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下,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他们认为儒家文化制约发展,必须与儒学彻底决裂,追求西方的科学、民主,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再看这个提法是幼稚的,因为,一方面,孔子的主张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一直是未完成的状态,历代统治者只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愚弄百姓,就像鲁哀公当年对待孔子的方式,“生不能用,死而诔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和改革恰是真正推行孔子的主张——给失去“仁”的形式化的礼乐重新注入道德含义；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的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长时间里,中国人不但失去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给定的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能力,而且任何斗胆挑战者都遭遇卫道士们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限制而不得不蜕化为“犬儒”。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方思想和规则,但客观上看,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机会、没有条件认真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20世纪的遗产里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殖民化的产物,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另一部分是从我国五千年传统里面传承下来的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的由内而外的自主创新的产物,例如,农耕文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平均分配使用权、集体英雄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攻阶段,我们必须认真清理20世纪的思想遗产,改变过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思想理论上的自主性。
自主性的获得不只是靠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在思想理论上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我们到底要什么。
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我和我的团队研究“三农”问题、从事乡村建设多年,有一些理论创新供思想学术界的朋友参考。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那只不过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同质化扩张。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既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生态环境,导致人类社会迫在眉睫的不可持续之忧。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嫁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过去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负外部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期通过乡村振兴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我党的思想路线。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多年西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以上我们构建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