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胡伟斌 黄祖辉：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生态共同体，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没有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富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难以实现。通过乡村建设加快补足乡村发展短板，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历程
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从建设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总是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中坚持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这为新时代乡村建设锚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即要加快补足乡村发展短板、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建设有了新的本质内涵，一是乡村建设应强调“人本”，由追求具象的美丽乡村建设转向追求以人为本的幸福乡村建设，夯实共创共富的硬基础和软环境。“人本”还体现了农民乡村建设的主体性。主体性越自觉，就会激励他们越自信地去创造和追求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二是乡村建设应强调“共享”，乡村不仅是原乡人的生产生活之所，也是归乡人和外乡人创业、消费、休养之所，需要在保留乡村风貌特色基础上提升现代功能和创业环境。三是乡村建设应强调“包容”，重视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无论是富民产业发展还是公共服务供给，都要真正惠及低收入和困难群体。
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契合
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创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经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以及收入、城乡和区域三个差距的明显缩小等方面。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明确将乡村新社区建设作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开展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工作。可见，在共同富裕指引下，乡村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共建共创共富共享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乡村建设是由美丽乡村向共富乡村的迭代升级。
乡村建设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坚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方针，农业农村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这种发展方针下的二元结构固化也使城乡要素市场长期割裂，导致要素交换不对等和双向流动差，乡村陷入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困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农村发展积累较少，现代化建设进程较慢。二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3.9%，已经迈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乡村建设，需要打破“二元对立”和“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发展格局，完善城乡要素自由、平等的对流机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传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覆盖，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城市优质的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基层下沉。
乡村建设与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乡村建设是对集体资源的再配置，要加快盘活农村大量闲置资源，促进生态资源转化利用，推动资源资产化、资产股权化、集体与农民股东化进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乡村建设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优化，通过构建村级集体融资平台，引入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个人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创造有利条件。乡村建设也是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吸引更多优质的要素资源流入乡村，发展富民产业和民生事业。乡村建设应扶持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乡村各类经济实体优先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以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为契机，尽可能多设立公益性岗位，并将其优先安排给低收入农户，提高低收入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乡村建设与乡村区域协调发展。新时代乡村建设不能单村独干，要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跨村联合，推动乡村集群、抱团式发展，携手打造公共空间、完善基础设施、整合文旅资源、开发市场资源，以共建共治共享提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浙江淳安县的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涵盖了两镇25个行政村，走出一条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的路子。以村企合作、异地开发、多村联营等多种方式实施“飞地抱团”，是乡村建设中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共富发展的重要模式。如浙江嘉善县采取“土地 资金”“强村 弱村”等形式，引导集体经济薄弱村将闲置或低效利用的资源集聚至“飞地”项目，实现抱团发展。村庄合并，推进空间集聚也是乡村建设的形式。合并大多发生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方，富村并穷村有利于区域资源整合、要素互补、产业扩张和乡村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如浙江东阳县花园村，2004年以来相继合并周边18个村，现有农户5246户。并村后的新花园村，实行财务统一、福利统一、村庄规划建设统一等。2020年花园村人均年收入已突破14万元，享受30余项福利，成为强村带弱村共富发展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乡村建设历程，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和艰苦卓绝的创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梁漱溟等学者发起的具有改良思想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将乡村建设和革命动员很好地结合起来，主张“耕者有其田”，通过土地革命对封建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革新，极大地激发农民生产和革命热情。抗战时期开展大生产运动掀起了模范村的建设热潮，涌现出运盐模范村、纺织模范村、文化模范村、调解模范村和卫生模范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村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农民深化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和发展集体经济来改造乡村社会，以此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构农村生产关系，创立双层经营体制，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进入21世纪后，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要求，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掀起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热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和为广大农民谋幸福的不懈努力，与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伟大使命高度契合。换言之，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和政治主张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乡村建设历程，是党领导乡村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突破的核心动能，在未来乡村建设中将继续秉承这一主张，直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从建设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总是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中坚持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这为新时代乡村建设锚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即要加快补足乡村发展短板、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建设有了新的本质内涵，一是乡村建设应强调“人本”，由追求具象的美丽乡村建设转向追求以人为本的幸福乡村建设，夯实共创共富的硬基础和软环境。“人本”还体现了农民乡村建设的主体性。主体性越自觉，就会激励他们越自信地去创造和追求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二是乡村建设应强调“共享”，乡村不仅是原乡人的生产生活之所，也是归乡人和外乡人创业、消费、休养之所，需要在保留乡村风貌特色基础上提升现代功能和创业环境。三是乡村建设应强调“包容”，重视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无论是富民产业发展还是公共服务供给，都要真正惠及低收入和困难群体。
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契合
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创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经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以及收入、城乡和区域三个差距的明显缩小等方面。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明确将乡村新社区建设作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开展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工作。可见，在共同富裕指引下，乡村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共建共创共富共享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乡村建设是由美丽乡村向共富乡村的迭代升级。
乡村建设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坚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方针，农业农村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这种发展方针下的二元结构固化也使城乡要素市场长期割裂，导致要素交换不对等和双向流动差，乡村陷入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困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农村发展积累较少，现代化建设进程较慢。二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3.9%，已经迈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乡村建设，需要打破“二元对立”和“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发展格局，完善城乡要素自由、平等的对流机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传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覆盖，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城市优质的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基层下沉。
乡村建设与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乡村建设是对集体资源的再配置，要加快盘活农村大量闲置资源，促进生态资源转化利用，推动资源资产化、资产股权化、集体与农民股东化进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乡村建设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优化，通过构建村级集体融资平台，引入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个人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创造有利条件。乡村建设也是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吸引更多优质的要素资源流入乡村，发展富民产业和民生事业。乡村建设应扶持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乡村各类经济实体优先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以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为契机，尽可能多设立公益性岗位，并将其优先安排给低收入农户，提高低收入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乡村建设与乡村区域协调发展。新时代乡村建设不能单村独干，要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跨村联合，推动乡村集群、抱团式发展，携手打造公共空间、完善基础设施、整合文旅资源、开发市场资源，以共建共治共享提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浙江淳安县的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涵盖了两镇25个行政村，走出一条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的路子。以村企合作、异地开发、多村联营等多种方式实施“飞地抱团”，是乡村建设中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共富发展的重要模式。如浙江嘉善县采取“土地 资金”“强村 弱村”等形式，引导集体经济薄弱村将闲置或低效利用的资源集聚至“飞地”项目，实现抱团发展。村庄合并，推进空间集聚也是乡村建设的形式。合并大多发生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方，富村并穷村有利于区域资源整合、要素互补、产业扩张和乡村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如浙江东阳县花园村，2004年以来相继合并周边18个村，现有农户5246户。并村后的新花园村，实行财务统一、福利统一、村庄规划建设统一等。2020年花园村人均年收入已突破14万元，享受30余项福利，成为强村带弱村共富发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