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陈文烈 王晓芬：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建构路径

目前有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民族地区的现象或以民族地区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研究方法由于忽视了民族地区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成熟的发达地区存在的内生性系统差异，以及民族地区作为一个转型社会，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内生性的扭曲，这两个内生性是当下研究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关注的基础，否则难以摆脱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民族地区的现象或以民族地区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理论的窠臼而无所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四个维度与全国其他地区呈现出利益高度一致性的发展，在呼应国家经济发展根本要求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民族性是我国经济治理的维度，背离这一向度要求的治理维度往往面临极高的组织或治理成本。相反，承认民族性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面付诸实践的民族政策内涵。

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关民族地区经济的赶超问题、缩小发展梯度差距、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等具象层面的研究较多，在研究方法论层面囿于“形异质同”的认知范畴，随着现代性的滥觞同构，主流研究较多强调民族地区发展中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将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与文化抽象化并型构了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向发展认知的误区，助长了现代性增长蔓延过程中的祛魅。把民族地区自然、生态、文化等完整系统完全视为“身外之物”，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就仅存“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与价值。而对民族地区研究的“质同形异”价值隐含视而不见，其实，无论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还是近年来学界关于民族的定义均蕴涵“共同的经济生活”塑造民族共同体的底色。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进行牛顿力学式的无摩擦抽象和人的完全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市场不是无摩擦的，人也不是完全的经济人，市场活动中的人，是受地域和场域影响的，并由于地域与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和特征。把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过程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不同民族中会产生迥异效果。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基于历史与现实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加之不同民族所处的地域环境存在着禀赋性差异，两者共同构成了民族经济生活的场域，进而影响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中，我们应关注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找出作用机理，支持少数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研究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渠道和理论体系，从理论上支撑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日益稳固的民族国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塑，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竞争性发展导向下，由于缺少国家场域化红利，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日益弱化。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文明，民族地区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内在蕴含了在充分考虑，区域实践形势基础上建立具有全新话语体系视野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框架。同时，基于历史发展和实践认识角度把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涵及其生逻辑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才能解决新发展语境下民族地区发展理论的弹性与张力问题，并最终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大变局中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合理建构的本质与走向。如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维度为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的意蕴、民族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建构及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的根植性特点进行论述，提出当前关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应在方法论层面回归“源初整体”的触发点，纠正“形异质同”的错误视角，形塑“质同形异”的研究视野，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方法论思考

由于民族地区无法内生地恢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囿于发展的单向度视角，区域性秩序对普遍性秩序的反馈存在较大的耗散性趋向，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与中原地区有着本质区别，中原地区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决策基础上寻求更高的组织模式效率，而民族地区形成科学发展秩序的关键却是在资源闲置、市场缺失的限制下追寻组织模式的低成本。

如此乡村振兴在民族地区的意蕴首先应该是“家园”振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地域综合体，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点带面，共同发展；其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再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领会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第四，聚焦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在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研究领域，缺乏的并不只是实例和数据，是缺乏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对所研究问题的明确定义。在近期的文献中，学者们混淆了民族地区发展原因和制约因素的整体价值体系特征。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未能耦合个体与文化的差异。简而言之，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来说“要发展”无疑是具体而痛苦的现实，与此同时“要发展”这个概念又隐藏着真实的社会建构，看待和理解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方式是“资本逻辑”者社会建构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工业化浪潮巨大推动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研究的不是某一个政策和制度的完善，而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来呼应民族地区现代化及发展进程中社会运动的抗争及其对未来的希望。

如此从源初建构上把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问题至关重要，此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射必须十分自觉和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地区社会在“发展”“现代化”等割裂性研究分工固化之后，其源初整体的前提被无意中搁置或者被有意忽视，原本被建构出来的问题占据了所有的视野而成为问题本身。研究领域、衡量维度、问题提炼、实践期盼都在切割民族地区社会的源初整体及应该表达的现实，最终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工作中，完整的现实都消失了，而是呈现为由于学科视角、研究兴趣和特定工作任务所造就的零碎的、片面化的现象。这样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往往就颠倒了，为解决总体问题而存在的学科划分和工作分工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从思想认识方面出发，首先需将被弃置的整体性找回来，秉持自觉的总体性原则来开展研究工作。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义，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民族地区要有“家园”视角。实际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这个概念，从源初整体这个角度更容易理解：

首先，民族地区多功能性产业基础应谨慎向单一化竞争性产业形塑。市场经济注重直线或单向性的进步，注重工具理性，在这个逻辑之下竞争性产业在同一市场交易体系下的“竞劣”定律无意中使民族地区产业竞争处于“绝对劣势”。一方面市场化使生活生产的组织成本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参与者生产生活效率不断下滑，在此路径依赖的嵌入过程中势必伴随着民族地区制度性贫困和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把资本体制的逻辑与民族地区组织成本与效率追求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肯定下来并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为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首先要明确产业功能性的基础。

其次，对民族地区源初整体意蕴的乡村振兴而言，使用价值应比交换价值更为重要，这也正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明确放弃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现代化和面向全球化的原因。市场经济体系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在此过程中交换价值变成唯一得到受益和提供财富积累的途径，把所有要素变成有买卖价值的商品或者产品，不重视使用价值在民族地区的功能性作用，因此需要把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扭转过来，本地化以省掉过分的运输程序，有机农业能代替化学农业等等。但市场控制带来的效率增加与组织成本增加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现代化的发展悖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维度所型塑的高效率并没有获得期望的结果反而陷入高成本的循环怪圈。

最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灵魂应该是基于文化多元性和文化互信的区域价值体系的再组织。市场逻辑的现代文明前进方向的唯一性应该在民族地区有更丰富的地方知识脱嵌和脱耦表达，既要脱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纯粹的资本逻辑体系，也要脱耦于单向度发展的增长逻辑。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不同地区的发展应该在不同的主轴上有所贡献，共同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囿于其内生逻辑的根植性应该在“两脱”理念的塑型下呈现更加丰富的价值或理论表达，地方知识要脱嵌于狭隘的区域或民族产品视角，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架构赋值，更要脱耦于现代化单向度发展的惯性，有机嵌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诉求。

二、民族地区国家建构的生计系统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悖离

人类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要认识到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些不尽人意的结果，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实践过程，也需考虑社会政治领域这一维度。在众多关于民族地区现代化政策实践的争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关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外部性问题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民族地区生态退化、发展成本攀升、群众生计困难等问题。”要解决生态外部性问题，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揭示生态环境变化机理，准确把握民族地区经济活动对区域的生态影响。包智明等提出少数民族不仅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利用者，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他们的存在对于生态系统的维护至关重要。应积极推动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融合，充分调动要素积极性，构建生态与生活和谐的美好画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民族地区将城镇化建设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推动城镇化定居上，农牧民面临居住空间和生计模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从一种资源环境系统到另一种资源环境系统的转移。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基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生态环境保护的本土资源等研究提出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方案和工程举措，确保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基于传统产权的游牧生计方式不可避免存在越界放牧的情形，这决定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权威类型，也就是边界冲突与部落政治相互作用，并最终强化了宗教权威。在这种情境下，“边界冲突、部落政治与政教合一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民族地区的生计方式、政治生态与文化信仰等因素决定国家政权很难渗透到其社会基层，民族地区成为发生了“空间质变”的“国家空间”。民族地区牧民定居、草场定界意味着国家政权开始着地并塑造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结构，划界定牧则实际上实现了国家产权的建构。不仅使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产生改变，而且通过重新塑造地方权威、部落组织的解散等重塑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从而为国家政权真正落地到民族地区基层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以及国家建构的进展。要挖掘、整理、宣传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的道路与方法之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牧民定居、草场定界的政策与观点占据主流，21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工业化模式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关于民族地区草原、民族地区牧民、民族地区牧业生产方式、游牧等新的基于流动性特性的观点、政策讨论与实践日益增多。如此，求解此问题的视角须远离孰是孰非的争论，应该回到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题与意蕴层面，梳理其演进逻辑，探寻现代化发展在国家空间的不同区域迥异的意涵。关于在我国疆域内发展基础与区域特色的分析或对于我国空间的多样性，鲁西奇曾指出“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五条基本的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其社会经济形态、国家形态及其形成演变过程、族群与文化特质诸方面均表现出根本性差别”。

有必要回顾一下中东部地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改革中关于组织成本与效率的演进路径，这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成本与效率选择十分必要。在中东部地区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农村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行，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手工业竞争，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且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势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遏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有如下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至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产品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是相对有利的。这样一种观察角度说明发展的效率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进一步改变了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如此中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此进程中节点城市大体量效率追求对乡村的反噬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成本攀升的现实，以及经济快速发展诱发的社会治理诉求与城乡融合发展中对再村产业化的要求与回应，一方面夯实现代经济体系的大后方支撑，拓展进退都能延伸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强化自我发展机制，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党的十九大后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安排对未来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未来民族地区将通过提升多元化发展形态向高质量发展格局转变，推动民族地区全面可持续发展。反观民族地区，我们发现其与中东部地区的国家空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它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空间。乡村振兴战略置于中东部地区是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对中东部地区城乡关系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不是片面强调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村农业，而是以农村建设发展为目标，给予农村与城市平等主体地位，在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理解振兴含义的关键，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对农村定位的误解或治理误区。中东部地区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为适应和服务这一发展阶段提出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

回到民族地区发展叙事的表达，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基于普世价值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过程，对于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的抽象建构所形塑的跨文明的、超越于各种差异性之上的普遍规则体系蕴含着一种风险，即人在此过程中也会被高度抽象化，被还原为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性存在，人的复杂多维度的诉求被抽象化了。对此卡尔·波兰尼曾分析到：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原子主义的和个体主义的组织。如此一来，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个体被剥离于传统的温情持续进入到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循环中，虽然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但是生产不一定是为人的，文化的多样性也可能在这样一种经济的抽象中被稀释掉，以至于一些真正的价值会因此弥散。

同样的道理，民族地区正是经历了政治正当性的这种古今之变之后，在远离“共同经济生活”建构后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的中心区相对于民族地区具有较多优势，使中心区在政治实践中始终有着居高临下的感觉看待民族地区，这种等级意识在民族地区始终存在，不过是被隐藏起来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民族地区无发展问题，在现代性诞生之后民族地区在工业化坐标与竞争逻辑中凸显出发展悖论的困境，近而刚性建构了民族地区单向度发展和脆弱生态环境承载力间的对立性矛盾，民族地区在上述发展逻辑的逆推中不断强化的“落后”认知与外部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致使中心地区与民族地区在区域上存在着高低之分。虽然这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却在实践中隐性存在，理论承诺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当代民族地区的生存困境，这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生存困境，而是精神遗产。民族地区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叙事和历史叙事当中得到承认，但在现实中却丧失了。对于全国来说，民族地区存在是必然的，如果民族地区在国家的叙事中得不到合意性发展成果的认可，上述的生存困境就无法得到缓解，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治理也可能会出现失误，民族地区的观念结构会直接形成对这个问题的遮蔽，更遑论解决问题。

如此，当下民族地区的国家建构应该在国家空间的概念中再分化出一个领域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条件放在不同的层面来满足。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东部地区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中部地区则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则通过其能源产业获得合意性发展，这三种经济样态以及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能源地区，大致勾勒可预见未来中国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区域经济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务必要将其重心置于弹性而非效率：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有效指向细分市场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民族地区这种发展诉求需要有相对良性的自身财政能力为基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就需要政治层面的机制设计，并且该机制设计需要与市场秩序乃至道德秩序之间有匹配性，还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做背景，以便懂得如何组织当地资源，设计出来的机制才是持续的。

面对民族地区国家建构的生计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必须科学认知组织成本与弹性效率的源初概念，如果不这样理解就会犯战略性、方向性错误，就是没有在思维方式上从过去的战略中转过来。如果将二者等同起来，就等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空间，模糊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含义，强化了思维惯性和政策惯性，就会在工作中造成方向性偏差。归结起来，就是对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的边界认识不足，对乡村振兴作为写入党章的全域性战略地位认识不清。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改革发展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做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如果我们透过国家建构的生计系统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单向度认知的片面性，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源初诉求是什么？有必要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草原生态治理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需重新审视。

三、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边界与乡村振兴的意蕴

现代转型当中民族地区现代化同时面临着四重任务或者说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成长边界可以总括为如下几点表述：

第一，要实现民族地区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民族地区对于主体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提升现代民族地区的国家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第三，要实现民族地区对于整体民族主义的超越，形塑公民社会以推进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总体价值建构；第四，要实现民族地区对于发展问题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技术理性工具与合意性发展的关系。这四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

在民族地区面临多重发展任务与发展硬约束的耦合之下，着力孕育、建构、形塑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乡村振兴，完成民族地区基于“整体性”“家园性”建设问题是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拦路虎”。因此消弭民族地区在上述边界层面的撕裂与悖理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战略共识，更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民族地区的发展，专家们关心的是造成社会危机相继出现的具体原因，而很少关注单向度发展导向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内生的冲突关系。是宏观经济处方有误还是制度框架的弊病，导致了前述问题的出现，当今发展理论的主流见解是归咎于后者，他们认为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最好的政策安排，一方面必须有更好的制度结构，所以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应的社会补偿方案。这种所谓对改革的改革，不过力图使结构调整从长期来说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更为可行，而并没有触动结构调整方案的核心，伴随这种政策的是在修辞上令人惊叹的反击。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广泛地观察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差异，尽管我们不能脱离人口、环境因素以及国家战略来观察结构调整的影响，但结构调整无疑是导致越来越多的非正规经济和生活条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动荡的首显征兆，被人们忽略或者仅被理解为陈旧的行为，造成这个现象的背景，是发达地区的社会精英或者因为信仰或者因为投机，转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教条的独行者。但社会毁坏的程度与不断增加的社会抗议，对结构调整、模型分析、资本逻辑理论体系的实践验证给出了无法解释的命题。

经济学家曾提出下地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甚至明显导致社会不公平、整体人口生活质量下降等，然而当到达一个拐点之后，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经济增长最终会惠及穷人。事实却并非如此，尤其是我们根据观察到的全球化浪潮经验和IMF一再强调的全球推广的经济政策，就会发现当这种信念无法实现人们想要的结果时，就会出现斯蒂格利茨所指的下地效应附加版，增长缓解了贫困，而且几乎贫困的缓解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即便增长不一定能消除贫困，但是我们仍旧可以追寻底层低收入群体美好生活的另类发展模式，如印度卡拉拉经验。我们必须深切反思，近百年来现代化和全球化所推动的那种社会组织方式是否能够持续，当全球的每一个社区、社会、国家都被整合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全球体系中，而且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的分工位置时，这会不会是自残的行为？我们也应该仔细审视，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是否真的具有高效率？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急需新的愿景，需要想象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不应该浪漫化原始社会，也不设想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的应该是某种具有适度规模和复杂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也许小不一定是美好的，较好的说法为适度是美好的，这种适度的社会组织应该谨慎考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冲击，以生物区域为基础，它的适度规模让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这个区域内生活的居民生存的基本所需。除了适度社会组织，我们也要大力开发适度技术，他们应该是相对廉价，高能源效益生态上可持续，非垄断而非盲目集中。在我们的愿景里，世界将会由很多不同层次的适度规模生产区域所组成。这些区域有能力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进口替代，而发展本土的经济活力，进口替代不限于物质产品，也包括文化产品，促进社区的文化创造性，经济活动应该释放个体和社区的创造性。只有在本土经济具备服务于本土社区的活力和多元性的基础之上，区域之间进行的贸易才是健康的。它不仅促进平等的物质交换以促进文化交流，活跃的技术转移结合本土的文化创造，而且会从多维度促进社会创造性，多元化并不能否认一个统一的政治逻辑，统一也不能忽视多元化的社会逻辑。

人类的价值系统跟生态系统一样，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基于单向度发展逻辑并支撑“资本主义”的民族地区发展方略奉行的价值体系、消费主义、发展主义、资源和权力的垄断、排他性竞争主义等等，对于民族地区整体生态体系而言，将会被证明缺乏可持续的适应性。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演化出新的价值系统。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把某种东西化约为资源，必然会隐含某种傲慢的暴戾。新古典经济学严重的思维模式错误就是把自然作为一个次系统附属于统摄一切的总系统经济，这是愚昧的颠倒。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绝不能依赖唯利是图的市场力量，生态系统应该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不应屈服于经济理性的疯狂，不应该寄望于目光偏狭冷酷无情的市场力量的恩惠。相反我们不能忘记任何经济体系以及社会体系都应该附属于生态系统，经济理性的疯狂在于它把人化约为目光偏狭的病态的人，这个经济人把某种东西割裂出来，视之为珍稀资源，却完全无视整体所蕴含的更丰富更重大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的价值。这种最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的理性却带来了整体资源浪费的灾难，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资源浪费的灾难。我们必须以谦虚和谨慎的方式在地球上生存，尽一切能力减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最大限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当前民族地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并不是广大农牧民温饱的问题，而是以“资本主义”面貌呈现出来的让所有人都想过美国式消费生活的阴谋。其对民族地区现代化所造成的潜在危害不仅让民族地区更变本加厉地消耗资源，而且间接诱导全国一起投身于这疯狂的追求之中。资本主义体系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失范后我们需要寻求新的价值，如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衍生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四重任务的框架下重新定义价值系统，以多元生态价值、多功能产业实现民族地区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源初整体、低成本秩序建构实现民族地区对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提升现代民族地区的国家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多元文明、精神家园实现民族地区对于整体民族主义的超越，以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总体价值建构；以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民族地区对于发展问题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技术理性工具与合意性发展的关系。

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弹性超越与可能路径

对发展的正确定义应是超越财富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变量的增长，其并非是不关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必须选择去超越这一点。

我们须认识到民族地区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就很不容易了，如此脆弱的地区，生态资源难以负担矿业、农业和牧业要求的持续增长的目标。实际上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的是整个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的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目前经济不是增长性，是保护性。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生产并且适度利用，我们应该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位民族地区的发展思路，不能认为市场化和现代化适合所有的地方，应该避免一刀切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应该留有余地。制定政策都要配合这个原则，政府的思路应该从增长型转变成服务性，应该加大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减少对民族地区功能性产业的干涉。

在经济层面上，从通行的衡量指标来看，民族地区的经济效率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较低，这是民族地区经济伦理有限以及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心边缘化体系的结果。从经济能力方面来说，基于清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理性化经营、利润导向和各种经济资源均质化。换言之，清教伦理可将在其他领域内无法作为经济要素的对象认为是经济要素，结果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效率也提高了。但是这种经济伦理忽视了人的需求，而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能力将人的需求放到了更高更重要的地位，这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另一个问题是经济指标是否具有衡量所有区域发展模式的正确标准，一般的指标中并没有作为道德动物的“人”的地位，但从硬件的角度来说，一般指标可能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低效率意味着使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存在瓶颈，反过来新教伦理下的经济逻辑，在民族地区看来也是危害人类的。民族地区长期作为边缘地域在全国贸易体系当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加之飞地经济所建构的民族地区经济呈现出二元化撕裂的状态，如此便加剧了政治层面的合法性发展诉求，从社会层面来看，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道德体系是相互紧密契合的。但快速现代化使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越发受到现代经济的侵蚀，并且社会结构与道德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也逐步瓦解。在此过程中，年轻人逐渐被排斥在传统社会之外，面临丧失大量就业机会的困境；传统的道德体系也渐渐地不再限制他们，失业青年则会更多。这与上述的经济层面的撕裂与政治正当性的残缺等等结合在一起后，所带来的怨恨蕴含着深刻的动荡基础。民族地区价值体系当中既有温和向善的面相，又有激烈绝不妥协的面相，会呈现何种面相，这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在传统社会的嵌合结构中劝人向善是主导型趋向，但绝不妥协的面相对脱离于传统社会结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如今，极端主义对国家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其外在行为因文明世界的力量对野蛮有压倒性优势很容易被击败，但剥去恐怖主义的外衣，其内里所蕴含的精神挑战才是现代世界要面临的真正挑战，这迫使现代世界提出更本质性的问题，权利自由与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因此，民族地区现代化弹性超越的第一个相应的安排是效率导向从发展层面全面收手，在民族地区发展边界四重任务的演进逻辑中将功能性产业还给民族地区，亦即本文一再强调的源初整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全国正面临着从以生产为中心的政治到以分配为中心的政治转型。当下供应链网络，实际上很大程度是以东南沿海为中心，这个网络可以把东南亚的很多区域整合进来，却难以将大陆架区域整合起来。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就在高度的集聚性，在于其物流的高效性，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可以比较容易地整合在一起，但是民族地区则由于人口稀少、物流成本高而无法被整合，其结果之一就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会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来实现。在工业方面，民族地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源性特征在于高资本、高利润、高技术及管理要求，而资源相关产业带来高污染对当地脆弱的生态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却要由当地百姓来承受，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消化掉，必须通过国家内部的政治分配才能应对。

其次，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在资源产业的利润分配上适度向民族地区倾斜。以便使当地有更大的财力来保护生态，提升当地的民生水平。所谓提升当地民生水平，不能简单的以物质财富来进行单向度衡量，实际上民族地区是中国精神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地方生计系统与东部地区区别很大，对民族地区生计系统的理解是前述政治分配能更有效实现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让当地对于发展的价值追求及美好生活的内涵有着与东部地区不同的赋值，有着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理解。如果简单用物质财富来作为民生的衡量标准，无疑会忽视民族地区更重视的精神价值，民族地区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不在于当地通过工业发展来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当地能够基于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一种平和宁静淡泊的生活中，向国人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样态的可能性，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经济体中，民族地区为中国保留了一块精神境地，当地的诸多传统精神资源未必会吸引其他积极与世俗功利的国人的皈依，但会让人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看到心灵获得内在平静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人们返回自己的内心，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民族地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影响自己，成就自己成为启示中国命运的力量，这不是对中国命运作一种实体性的歧视，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体系性的启示，中国本身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方能获得理解，也才能成就中国所应担当的世界历史命运，中国的自我意识才能形成此种自觉。在民族地区获得一种中介性的身份，作为整体的中国是人类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心，民族地区则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与大陆世界之间的中介，并成为中国向更广阔的大陆世界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前沿。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落后与贫困问题一直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梯度发展理论所倡导的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与模式，到西部大开发提出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民族地区发展基础，再到西部再开发践行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乃至新时代促进西部地区形成新格局的举措，都反映了学界对于民族地区贫困落后原因的基本认知。作为民族地区国家治理能力最大的瓶颈———产生于与发达地区发展对比的现实差距，贫困与落后是民族地区迄今为止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阐释语境。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一个现代知识系统、效率制度体系、交易价值范式覆盖传统生计系统的过程。这需要在宏观层面厘清民族地区发展的理论导向与政策路径，同时也涉及产业基础、工业化取向、城镇化主体等诸多现实实践问题。即使在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方式剧烈变迁的今天，民族地区总体发展路径仍然未能超越对单一发展维度的依赖，仅仅把基于经济总量的贫困与现代化表征的政策评估置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导性论述中心。从生产效率、经济增长、农牧民货币收入、城镇化率出发进行“顶层设计”，以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价值规范扬效率抑平等，恰恰忽视了民族地区非经济因素的制度规范与价值形态，以至于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要么停留在工业化的形塑上，要么陷入对发展问题的碎片化应对当中，建立起具有“部分真实性”的阐释。传统民族地区是一个贫穷社会，换言之，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在政策设计上总有将民族地区带入“勤劳的现代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要知道这不仅是对民族地区生计系统物理空间的再造，而且也是一个将发达地区实践过的现代制度植入民族地区的过程。这种基于发展主义视角通常或习惯性地绕开造成民族地区贫困与落后的核心问题———民族地区制度与价值框架的缺失问题，视野仍然停留在农牧业现代化的旧观念中，生产生活资料的可比性丰沛成为中心问题，技术流自然成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底色，去农化、去牧化、去小农扶贫等工业化式“发展”在民族地区的实践遭遇了一系列困境。这进一步昭示了经济增长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根本原因就是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之间愈发明显的结构性张力。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最大的问题必须跳出技术性解决方案的羁绊，减少以物质匮乏为中心的技术解决路线，聚焦农牧民一家一户的韧性机制，形塑生计结构的多元化取向。一方面强化小农经济的韧性，从而不断强化其应对风险的基本机制，另一方面聚焦民族地区的社会内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些恰恰就是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生产和再生产贫困与落后的主要因素，更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落后，以及乡村振兴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结构条件和民族地区社会进步的内源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