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长，社会学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徐勇教授，很高兴应邀参加由大理乡愁研究院主办的乡愁中国·大理论坛。由大理人民政府、华中师范大学、大理大学三方共建的大理乡愁研究院，很有创意。我也衷心祝愿在此后的发展中，乡愁研究院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海内外知名学术机构。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乡村振兴和逆城镇化”。

我先对题目中的逆城镇化做出解释。按照城镇化的发展规律，逆城镇化是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扩展的郊区化之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谓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是由于城市的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昂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造成城市人口开始向远郊、小城镇和乡村流动。逆城镇化有三个规定性：一是乡村人口外流出现了逆转，但农耕者的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

我国城镇化率2020年已经提高到64%,但农村人口依然众多，特大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也几乎已到极限,所以应当把逆城镇化当作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逆城镇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带动乡村各种服务业的兴起，农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但乡村居民的绝大多数可能都不再主要依靠农耕收入生活。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当然，无论涉及农民的什么“化”，都要把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生活环境作为根本目标。

（图片来源：大理发布）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2020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但我国现在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的人口总量仍达5亿多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成为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的软肋，这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大背景。

另一个大的背景是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发展的约束条件方面，绿色发展成为一个硬约束，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乡村振兴也必须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这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0年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所以说乡村振兴的难点有千条万条，最大的难点还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而要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就要进一步减少农民，解决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2020年，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口的23.6%，约1.8亿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的耕作面积和经营规模较小、收入较低，难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在未来15年的发展中，23.6%的农业就业人口能够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再下降十个百分点，农民的生活和城乡差距都会有很大改善。这是一种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仍然可以实现的结构改进。

（图片来源：大理发布）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除了促进农业现代化，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搞多种经营和高效农业，提高土地经营收益也是很重要的路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例的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20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现在还不清楚这是受疫情的影响，还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几十年，我的老所长陆学艺教授是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他做了一辈子的乡村研究，他在晚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就要跳出农村看农村，把乡村发展与城市化联系起来，走出城乡分隔、一国两策的困境。我觉得他是抓住了解决农村问题的要害。

中国现在有60多万个行政村，200多万个自然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乡村的集约建设，我国村落已经减少了25万多个，每天都有几十个村落在消失，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当然，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一些地方违反农民意愿撤村并村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希望乡村振兴的道路，更能符合农民自身的利益，这是对的。但从长远看，也要看到，农民和村落的减少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乡村振兴是要振兴乡村，但并不是一定要振兴每一个村落。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乡村也要节约化发展，节约农村供水、供电、供气、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环境的保护也要求通过搬迁移民实现农民生活的改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乡村振兴和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规模化农业经营、农业劳动者兼业和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多种发展的路子。我们曾尝试过乡村工业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崛起，曾一度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农村完全的非农化、工业化这条路看来难以持续。我国正在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现在农村流转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的1/3。在我国农村，户均耕地只有欧洲农户的1/60至1/80。与北美和南美国家就更不能比，而且很多耕地是处于丘陵地带的小块分散耕地，难以使用大型农业机械，所以也很难全都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在有限土地上的高劳动和资本投入，就会产生黄宗智所说的东亚小农的内卷化。即边际收益的递减，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务农的农民靠农耕难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来说，要根据自身条件量身定做，走产业融合的道路，关键还是要看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长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但保证粮食安全和耕地的红线不要碰，绿色发展的高压线也不要碰。要把绿色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传统小农的终结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现在农村的传统小农有可能是我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新一代的职业农民会迅速成长起来，农业和农村作为一种文明会得到传承。

（图片来源：大理发布）

我想应该给乡村振兴确定几条简单和质朴的标准：一是农民的收入可以达到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农民的生活能够普遍地摆脱低收入者的状况；二是农村的生活设施和生活条件与城镇不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至还有乡村风情的优势，愿意到农村居住的年轻人开始增多，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农村居民的多数人不再是以农耕为生；四是农村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改善。乡愁是我们对乡村的美好记忆和怀念，但现在，一些乡村的威胁是要防止乡村的衰败和凋敝。我曾用四大皆空来形容目前的一些乡村，即产业空了，房子空了，青年人空了，干部空了。

为了防止乡村的凋敝，逆城镇化应该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一种选择，而且这方面已经显现出某种未来发展的大潮。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大量增加，势头很猛。在疫情之前，每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游客达到数十亿人次，几千亿的消费，这个大潮才刚刚开始。当然，目前受疫情影响很大。二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从城市到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方兴未艾。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康养中心涌现，深受老年人喜爱。当然，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异地养老还存在着很多发展的瓶颈问题，三是城里人到乡村小城长期居住带动了乡村的重新繁荣。在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省区，乡村中都出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人的聚居点。这些城里人的到来，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四是一些进城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就业推动了乡村123产业的融合发展。

尽管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养老的发展如火如荼，但逆城镇化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形成现实的普遍趋势。我觉得大理的自然条件和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是最适合建立逆城镇化先行示范区的地方。大理的自然环境优美，但耕地稀缺，发展工业和土地规模化经营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近些年来，很多城市人移居大理乡村，他们中有的是养老，有的是闲居，也有的是从事各种网上工作和艺术工作，带动了乡村的发展。这其实预示着我国未来乡村发展的一种大趋势。我曾在大理专门调研过这些外来的城市人，也曾特意让我的一个博士后以大理的调查为基础，研究了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他的博士后论文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我希望大理能够考虑建设乡村振兴和逆城镇化先行示范区，发挥自身山川秀美、民族多样、历史悠久、文化包容的优势,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乡愁打卡地和乡村振兴的耀眼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