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和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新乡贤文化生长于乡村广袤大地，既继承了传统乡贤文化的价值精华，又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时代元素，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以新乡贤为主体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新乡贤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着先进的思想观念，在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因此，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生动实践。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乡贤文化历史悠久，扎根乡土之中，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而成的。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乡贤文化在明清时期进入鼎盛阶段，随后由于乡绅阶层的分化导致乡贤文化逐渐没落。但是乡贤文化中的贤德基因一直扎根于乡村场域，并经岁月窖藏逐渐演变成更具先进性的新乡贤文化。

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辩证扬弃而生成的新概念，是指深嵌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具有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技能，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优质人力资源。与传统乡贤相比较，新乡贤来源更加广泛、身份更加多元、结构更加优化、作用更加全面。随着新乡贤群体的出现，新乡贤文化也展现出新特征，其先进性也在不断的创新中得以实现，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化主体不断拓展。现今的新乡贤已突破“内生”“在场”“年长”等传统标签属性，新乡贤队伍因此更加壮大，更加富有朝气。二是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新乡贤文化体现着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观照，既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又有生动的当代建构，传统礼俗与现代法理并存。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新乡贤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子，这种宝贵的时代特质和品格使新乡贤文化更具持久生命力。三是文化价值不断彰显。传统乡贤文化致力于乡村治理和伦理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其价值更为多元，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助力乡村振兴，更为重要的是要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新乡贤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多视角展开研究。

其一，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张静等认为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能够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王先明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不仅契合了新农村建设需求，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刘淑兰从乡风文明、乡村经济、文化传承、乡村治理四个角度阐述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独特且重要的时代价值。邓坚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期盼和强烈要求，能够破解乡村振兴中的资源和人才问题。这些研究紧扣国家战略与政策，聚焦新乡贤群体作用及新乡贤文化功能，为凝聚起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社会共识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研究。王泉根就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乡贤文化研究会”的建设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了上虞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群团性乡贤模式”。王广振等以全国多地实践为研究对象，认为各地应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乡贤文化传承教育活动。崔凤军等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研究对象，认为建立并发展乡贤组织能够为新乡贤文化培育提供土壤。和思鹏等以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村两委 乡贤会”这种新型协商治理模式。朱侃等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研究对象，认为可在触发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中建设新乡贤文化。这些研究以深度解读和具体剖析见长，揭示了新乡贤文化建设实践的共性和差异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其三，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曾天雄等指出新乡贤文化建设应在嵌入乡治新因子、尊重地方性知识、回归道德教化、传承乡贤文脉中形成新乡贤文化自觉。宋圭武认为新乡贤文化的根在城市，应通过大力加强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落地。白现军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应从资源的发掘与整理、时代内涵的诠释、宣传载体的创新、新乡贤群体的培育、政治参与机制的完善五方面发力；刘传俊等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重点应聚焦在乡贤群体的界定、内生建设主体的培育、配套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三方面。这些研究既富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

新乡贤文化建设研究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乡村丰富实践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了自身知识生产版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随着新乡贤文化内涵的日渐丰富、建设主体的日趋多元，其研究议题也更为多样，还需要植入更宏大的视野和系统的理论。目前，学界对国家行政力量和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角色扮演和行动逻辑有何不同，以及两者如何在协同中形成合力这一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待提升。因此，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研究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从政府和乡村社会两类建设主体出发，分析双重路径的行动方略与协同逻辑，从而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纵向推进：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

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主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因而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应充分重视政府的主导优势，彰显政府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法令颁布和政策制定等方式来发挥主导作用，并在逐层传导、纵向推进中全面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是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三大着力点。

1.通过顶层设计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遵循

顶层设计指运用系统论的方式，对某一事物进行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的统筹规划与设计。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系统思维下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更多表现为制度设计。2015-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培育和建设新乡贤文化，并在全国重要性会议上多次强调和动员，体现了政府的期待和作为。

（1）官方正式倡导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201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这次会议面向全国首次在重大场合中提到乡贤文化和新乡贤，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吹响号角，并和后续召开的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同时，随着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些会议多形式全方位的报道，新乡贤文化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形成积极热烈的社会反响。

（2）确立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新乡贤文化建设总体目标决定着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的重心和方向，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国家在确立新乡贤文化建设总体目标时，一方面要求“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求“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强调了新乡贤文化建设既要注重先进性和时代性，也要注重乡土性和地域性，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树立了更为高远的目标，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3）明晰了新乡贤角色定位。国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赋予新乡贤不同的角色定位，使得新乡贤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国家对新乡贤的角色期待偏向道德和文化传承维度，将其定位为道德榜样、文化传承者、社会风气引领者。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国家根据战略需要和乡村现实赋予新乡贤更多的角色定位，从乡村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维度对新乡贤提出了新的角色期待，如致富能手、社会治理参与者等。

2.通过资源整合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源包括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文化资源包括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整合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开辟渠道、搭建平台、提供保障，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1）整合人力资源，包括延揽本土新乡贤和输入外来新乡贤。本土新乡贤指出生在当地，拥有技能、资金和社会资本并愿意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新乡贤。2017年，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将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骨干党员、教师、致富能手等新乡贤，引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和党群理事会。”2023年7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定居，发挥余热。延揽机制使“新乡贤在实践价值和秩序生产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文化的创造性整合”。

外来新乡贤指出生在外地，与本土没有渊源关系，但有丰富知识和较高能力，愿意为乡村建设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新乡贤。2015年，中组部、中农办以及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党组织涣散、经济发展落后的村庄实现全覆盖。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政府通过建立人才行政嵌入机制为乡村输送了大量外来新乡贤，为乡村注入新鲜血液。

（2）整合文化资源，包括盘活存量文化资源和提供增量文化资源。存量文化资源指在乡村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资源，如乡村传统文化设施、传统文化活动、传统文化仪式等。对此类存量资源政府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以盘活，如在宗族祠堂、乡贤故居等传统建筑中增加新设施、融入新内涵、扩展新功能，使乡贤文化遗产转化为传播新乡贤文化的新型空间。同时，政府通过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设农家书屋、农村文化礼堂、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提供增量文化资源。目前，公共文化设施已基本实现按行政层级全覆盖，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3.通过授权赋能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科层逻辑体现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社会则通过平等交互的横向协商逻辑体现乡村自治和内生力量。纵向科层逻辑和横向协商逻辑两者之间需要连接点来承接权力和资源的下沉，这个连接点就是乡村场域中的各种组织。新乡贤组织是乡村社会组织中的特色组织，政府通过对其授权赋能来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1）推动建立新乡贤组织。村民自治制度既为乡村基层民主提供了规则框架，也为新乡贤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因此，以“乡贤研究会”“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命名的各类新乡贤组织相继成立并不断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新乡贤组织吸纳了村庄内生性资源，赋予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身份，既使新乡贤拥有了参与村庄政治的制度平台与机会空间，也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有了组织载体。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作为全国第一个“中国乡贤文化之乡”，其在推动新乡贤组织建设与完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蓝本。首先，政府以制度设计推动新乡贤组织建设，2015年起，绍兴市政府和上虞区政府先后发文，要求行政村（社区）建立乡贤参事会，大量新乡贤组织得以成立；其次，上虞区政府成立了上虞乡贤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乡镇（街道）和有条件的村（社区）也设立相应机构，实现了对新乡贤组织的领导与管理；最后，上虞区推出了区领导挂钩联系新乡贤组织的联络机制，使政府与新乡贤的联系更为紧密。上虞新乡贤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有力推动了当地新乡贤文化建设。

（2）推进实施新乡贤培育工程。新乡贤不仅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国家的大政方针、文化政策及时有效传达给村民，还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把村民的所需所盼、所思所想全面真实反映给国家。同时，新乡贤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具备融通城乡的基因和能力。因而，在乡村场域中新乡贤处于特殊位置，以关键的纽带式力量投身乡村振兴，这种力量的养成与释放需要政府加大对新乡贤群体的培育和培训。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2020年6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意见》提出，要逐步构建覆盖高校、国企、农村、社会组织等各领域优秀青年的分层分类培养体系。“青马工程”把农村青年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青年新乡贤纳入培训对象，提升了新乡贤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三、横向协商：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

乡村社会按照当地规范形成了横向协商网络，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参与者和践行者的角色，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具有乡村权威优势，能够凝聚并释放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横向协商式新乡贤文化建设路径扎根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以特色鲜明的优势资源和主动参与式行动为依托，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接地气，全方位嵌入村民生产与生活之中。

1.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在村庄熟人社会里，存在着以村民个体为中心、认同感更强的‘自己人圈子’，村庄内‘自己人圈子’之间相互交织”，由这种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络便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汇聚了乡村空间中所有的关系，并通过相互交织的脉络将这些复杂的关系结构化，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多重逻辑互动的社会基础。

（1）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具有独特的连接方式。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亲缘基础之上，相比城市而言，村庄更加具有“亲密性”，并已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非正式的交往规则。二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底色之所在，具有历史的厚重性和形态的独特性，承载着村民对自然、生命、情感的感性认识与深邃理解。三是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特殊的新乡贤群体。德高望重、热心公益、拥有资材技能、反哺桑梓的新乡贤承载着村民眷恋乡土的深情，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人格化载体。

（2）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涵养多元建设主体。村“两委”、新乡贤组织和村民组成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生矩阵。村“两委”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以“领头羊”的身份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示范和带领作用，使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轨道上前行；形态多样的新乡贤组织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矩阵中的内在阵地，不仅为新乡贤回报桑梓、泽被乡里提供了平台，还承接起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各种资源；村民作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矩阵中的内生基础，具有懂乡音、知乡俗、念乡情的天然优势，他们以乡情和乡愁为主线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同时，村“两委”、新乡贤组织和村民三者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不仅作用各不相同，还依托互惠、信任和对话机制展开协商，相同的利益诉求和紧密的利益联结使新乡贤文化建设内生矩阵更为稳固。

2.乡村优势资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鲜活载体

优势视角理论主张将优势作为重要工具及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合利用，聚焦并激活案主的优势和潜能，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和困境。乡村场域中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为乡村优势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鲜活载体。

（1）新乡贤文化的载体类型。与其他所有的文化形态一样，新乡贤文化并不能脱离载体而独立存在，必须依托各种载体使观念形态的文化获得外部的表现。新乡贤文化载体是指新乡贤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空间、场所、器物、仪式、活动等，是新乡贤文化的外在呈现，能够使抽象的新乡贤文化具体化。以载体的可移动性为划分标准，新乡贤文化载体主要体现为静态载体和动态载体两大类。一是不可移动的静态载体，如祠堂、乡贤文化长廊、乡贤文化广场等，这些固定的空间和场所是新乡贤文化的具象表现，能让新乡贤文化在静态呈现中与乡村形成浅层连接。二是可移动的动态载体，如表彰仪式、祭祀仪式、联欢仪式、文化活动等，这些特定的仪式和活动是新乡贤文化特色与生命力的内核所在，能让新乡贤文化在动态呈现中与乡村形成深度连接。静态载体和动态载体互为补充，提高了新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和影响力。

（2）乡村优势资源的活化催生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人对于文化的认知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乡村优势资源的活化能够激活新乡贤文化载体，分别建构起新乡贤文化的静态与动态展示空间，进而在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中逐步深化人们对新乡贤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一方面，活化乡村优势资源实现了新乡贤文化的符号化，为其从“能指”向“所指”的转化提供认知基础，助力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另一方面，活化乡村优势资源实现了新乡贤文化的地域化，使新乡贤文化形态各异、多姿多彩，凸显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的特色与个性。总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充盈于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使之既生动具象又内涵丰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两地在优势资源的活化上呈现出各自的独特风格，开辟了新乡贤文化公共空间建构的不同路径。北流市一方面出资建设新乡贤文化社会设施和场馆，如乡贤公园、乡贤广场、乡贤馆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古建筑，以古建筑为载体讲述并传播乡贤故事，彰显新乡贤文化的价值与独特生命力。白坭镇则重在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仪式传播促成村民与新乡贤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如选树古镇新贤、举办乡贤文化节、策划“我为白坭代言”抖音秀等。

3.村民参与式行动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成效

“‘参与’是发展传播学重要的概念，其特点是参与者之间的横向传播”。村民通过平等对话积极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这种参与式行动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能激起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和深度参与。

（1）契合自身需求下的全员参与。乡村产业兴旺、村民收入提高、乡风文明、乡村和美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多主体的共同需求，新乡贤文化以独特价值契合了乡村社会的需求，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力量助推需求落地。因而，新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契合最大程度唤醒了乡村社会的参与力量，形成乡村社会的全员参与，具体表现在参与组织之多和参与人数之众两方面。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在新乡贤文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为乡村社会全员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的“上虞经验”。2001年，上虞在“乡贤文化的持灯者”陈秋强的带领下成立了“乡贤文化研究会”这一社会组织。“乡贤文化研究会”成员众多，来自各行各业、各镇各乡，他们全身心投入新乡贤文化建设。同时，“乡贤文化研究会”还拓展自身网络，设立“上虞乡贤文化研究分会”和“上虞乡贤研究会少儿分院”，将力量延伸到乡镇街道和中小学校。多维度、立体式的全员参与形成了“上虞新乡贤文化网络”，使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提出的“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乡贤，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争做乡贤”这一口号与目标落地生根。

（2）全场景连接下的深度参与。“场景化不仅是事物原有形态的还原或者是其它场景的创造，也是以人为中心，在特定时空和周围环境中的交互体验、情感交流，以完成抽象或具象的流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种方式”。全场景连接通过不同场景的联动来进行价值传递和情感诠释，使村民在与场景的情感交流中产生获得感，触发村民对新乡贤文化的相关记忆，让村民获得深度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新体验。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了乡村社会各个场景，在全场景连接中实现了村民的深度参与，为乡村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静慎村的新乡贤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并且通过不同的形态融入了村民的生活、休闲和生产等场景中，在生活区和休闲区，建有乡贤文化广场、守望屋场、诚信屋场，在生产区由新乡贤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还利用墙画、展板等形式来传播新乡贤文化，村民在这些场景中随时随处都可触摸到新乡贤文化，并在场景连接中完成与新乡贤文化的对话。

四、互嵌互融：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逻辑

“协同是多主体配合和资源整合，共同参与完成某一任务、实现某个共同目标的过程”。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是纵向推进和横向协商的有机统一，指政府与乡村社会两类主体通过互嵌互融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配合和多种资源的整合，共同建设新乡贤文化的过程。共存于乡村场域中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

1.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必要性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类主体来自于国家和社会两大领域，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村民为代表的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新乡贤文化建设全过程，因而，应从国家与社会协同的高度来看待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一方面，应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看待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双重路径存在差异性，需在协同中形成合力。

（1）顺应时代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给新乡贤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更好顺应时代新要求，新乡贤文化建设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建设新乡贤文化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推动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因而，必须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来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优质高效，从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伟力。

（2）双重路径存在差异性。政府和乡村社会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主体，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权力、制度和技术三方面。从权力维度来看，国家表现为行政性权力，乡村社会表现为自主性权力；从制度维度来看，国家制定并实施正式制度，乡村社会认可并遵循非正式制度；从技术维度来看，国家采用行政性介入，乡村社会遵循柔性化调节。权力、制度和技术三者的不同使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两类主体在角色扮演、资源拥有、行动逻辑、作用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使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更为必要。

2.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可能性

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制度、人才、资金、组织、空间等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的聚集和资源的整合离不开两类主体的协同配合。双重路径目标一致与两类主体优势互补使双重路径的协同成为可能。

（1）双重路径目标一致。新乡贤文化具有多维价值，从宏观层面看，新乡贤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中观层次看，新乡贤文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从微观层次看，新乡贤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总之，建设新乡贤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愿景，高度一致的目标为双重路径的协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2）两类主体优势互补。国家与社会两类主体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优势互补。政府行政性介入有限，其权力无法覆盖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时，需要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和价值规范；乡村社会拥有的资源有限，其实力无法承担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巨大投入时，需要政府的外力推动和制度优势。两类主体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助推双重路径走向协同。

3.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具体方式

行政力量与内生力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行政介入与柔性调节并存于乡村场域，对新乡贤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新乡贤文化建设效果如何与双重路径是否形成协同紧密相关，因此，双重路径的协同成为重中之重。互嵌互融逻辑从主体配合和资源整合视角出发，强调互动、嵌入和融合，契合了协同语境，使得双重路径在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高度融合中走向协同。

（1）形塑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关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指“国家与社会各自边界明确、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具有自身理性的‘强国家与强社会’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协同理论从良性互动、相互形塑的高度来看待两者关系，成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理论遵循。双重路径的良性互动需要细分政府和乡村社会的各自特质，明晰各自的职责定位与边界，并在此基础上依托承上启下式连接点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乡村场域中的基层党组织和新乡贤群体具有上下连接功能，可有效促成双重路径的良性互动。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核心，因此，首先需要坚持一核多元的理念，以基层党建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其次，要明确党组织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把新乡贤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考核范畴来进一步发挥其互动功能；最后，让基层党组织负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资源整合与相关活动，以此推动互动的进一步深入。新乡贤群体是双重路径良性互动的桥梁，不仅具有承接新乡贤文化建设资源的作用，更具有与各主体广泛连接、深度互动的功能。因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新乡贤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使其更好地向社会传达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充分激活新乡贤作为内生权威的优势，使其通过各种渠道把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内容反馈给政府。

（2）推动双重路径双向嵌入。嵌入性是国家与社会协同的具体表现，指“政府官员参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通过塑造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和认同”。行政嵌入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二是规范村庄自治秩序。当今乡村基层治理呈现出网络化协同治理格局，多元主体处于同一个网络结构中，既彰显出各自的特色职能，又担负着协同网络框架下的互嵌职能，互嵌职能的释放为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协同提供新思路。

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路径的双向嵌入主要指本土内生主体和外部输入主体的互嵌，具体表现为“内生新乡贤 村党支部书记”的嵌入模式和“驻村第一书记 外来新乡贤”的嵌入模式。前一种模式体现了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吸纳机制为依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释放了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如前文提到的把本土内生新乡贤延揽到村“两委”组织中。后一种模式代表着国家行政力量下沉乡村社会，以资源输送为保障，具有深厚的制度基础，既激活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村庄的内部价值，又规范新乡贤文化建设秩序。双重路径的双向嵌入赋予新乡贤双重身份，使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个体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提升新乡贤文化建设效能。

（3）形成双重路径的高度融合。双重路径经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逐渐走向高度融合，进入双重路径纵横协同的最高境界。高度融合一方面需要内力与外力的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内场域与外场域的融合。新乡贤文化建设离不开各种力量，传统文化复兴和新乡贤自我价值实现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国家政策支持和乡村振兴需求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外在拉力，要融合内力与外力，首先必须提高认识，把新乡贤文化建设上升到助推传统文化复兴、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其次，要搭建新乡贤自我价值释放的各类平台；最后，要把政策拉力转换为政策红利并落实在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中。内外两力相融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既体现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蕴，也推动乡村内生建设力量由分散到组织、由自发到自觉、由无序到有序。

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域，新乡贤文化的乡土本色与在乡性决定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场域就是乡村场域。但是，乡村并不是孤立的场域，和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城市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外场域。内外场域的融合需依托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项目、信息等资源形成充分整合与双向流动，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增添城市力量，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为持久和长效。

五、结语

新乡贤文化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既承载了传统乡贤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新乡贤文化集乡土性、先进性、实践性于一身，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建设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中文化振兴的重要表现，有助于提升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看，新乡贤文化建设路径表现为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政府为建设主体，通过政府力量的纵向推进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以顶层设计、资源整合和授权赋能为发力点，凸显其行政化、供给化属性；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社会为建设主体，通过乡村社会力量的横向协商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乡村优势资源、村民参与式行动为发力点，凸显其乡土化、自主化属性。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各个子系统明确自身职责、找准发力点，也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互为支撑、达成高效协作。因此，双重建设路径不仅要发挥各自优势，更要注重互适与协同，以互嵌互融逻辑为遵循，在良性互动-双向嵌入-高度融合中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共同体。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新乡贤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远的目标，注入更深刻的内涵，各建设主体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不断强化双重建设路径的纵横协同，不断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纵深发展，从而在彰显新乡贤文化价值中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