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化和城市化双重驱动下，当前农村面临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内部阶层分化明显、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乡村社会组织结构松散、农民与村集体缺乏利益纽带、社区空巢化等困境。如何在坚持村庄本位、农民主体原则基础上重建村落社区，实现农民经济生活、社区互动关系、社区治理秩序和村落公共性的再造，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难题。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无论是乡风文明建设、美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良序善治的乡村秩序重塑，还是乡村产业的持续推进和发展，都必须以村落社区作为载体和基础。进一步说，要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和“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首先必须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再造村落社区。

村落社区再造不仅关涉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还直接关涉如何推进乡村振兴社会基础建设的根本性议题。实现村落社区再造，重建村落共同体，不可能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驱动，而是需要从社区内部去探寻社区重建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在村落社区与市场资本、村集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建立相应的利益联结载体，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培育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立足于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这一经济形态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强调将经济发展嵌入社区“社会关系之中”,注重村落内部的团结互助、社区合作与经济行为的社会参与。因此，这一新经济形态具备再造村落社区的社会品格。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在基层政府与村落社会之间、村级组织内部、村级组织与市场、村民个体与集体、村民与社区之间形成责任型、股权型、紧密型和劳资型的利益联结。在利益联结驱动下，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得以优化，农民群体才能组织起来，乡村公共性规范秩序得到重构，村落社区也必将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组织驱动和村落秩序等层面实现再组织。在社区组织化过程中，一个能够寄托乡愁、面向社区生活、承载乡村居民梦想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村落共同体将重获新生。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组织农民、建设乡村和再造村落共同体的过程。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两者是高度契合、互相促进的。而通过利益联结实现社区再造，既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社会组织化的实现图景，也是其目标归属所在。

已有研究从集体产权变革与社区再造、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组织化的共生关系及其联结机制、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等层面就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及其助推村落重建问题进行了探讨。折晓叶以社区集体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关注了案例村落通过集体产权改革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庄再造的转型过程。他指出，集体组织通过变革集体产权，重建了村集体与村民的新型合作关系，并通过工业进村和农民再组织，实现了“农民再合作”“村社组织和结构以及社区形态的再造”。蓝宇蕴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具有整合村落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的社会功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会在村集体与村民、村级组织内部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但”的联结机制。在利益联结基础上，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得以增进，公共服务水平持续跟进，村社集体被激活，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得以强化，社区社会关系得以修复，村民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村落共同体得到重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蕴含社会属性，其发展壮大有助于推动和实现社区再造。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何以可能，它如何以及在哪些层面实现了社区再造，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联结机制是什么，社区再造又是如何实现的?显然，已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认知线索还不够清晰。本文以陕西T村为典型案例，围绕“从利益联结到社区再造”的认知主线，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推村落社区在地化实践过程进行探索，系统回应村落社区再造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等核心议题，以期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改革与组织载体建设实践

T村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是X市Y区R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523户2168人。村集体拥有土地资源1855亩，其中耕地1488亩。在2016年之前，该村农业结构单一，农民主要种植红薯，农业产出较少。村中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村落空巢化问题突出。T村集体经济主要源于政府政策支持、集体林地、经济建设用地租赁和村集体学校旧址租赁费，村集体收入较低，村级财政空壳化问题严重。2016年，村集体先后从农民手中流转30亩土地进行红薯育苗、种植，并与乡村能人和企业合作，打造以红薯为主题元素的“田薯叔”庄园。但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发展资金依赖于资本合作，集体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2017年，T村入选“陕西省财政厅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获得省财政资金50万元的专项支持。同年，T村通过土地确权改革和清产核资，通过农民入股合作，成立了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形式入股合作社，村集体则对全村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通过土地产权改革和组织载体建设，该村迈向了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助推村落社区重建之路。

(一)清产核资与产权变革之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建立在村集体资源责权明确和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因此，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村社集体的资本、资源和资金进行清产核资，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农地产权制度，这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基础。2017年，T村在村“两委”组织下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清产核资是以账面价值为根本，先账内后账外，对村集体所拥有的资产、资源、资金、负债情况和产权归属等进行清查，彻底摸清集体资金、资产以及资源的存量、结构和使用情况，明晰集体资产权属。村“两委”成立了产权改革工作组，组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下设三个具体业务小组。在产权改革小组推动下，清产核资行动有序开展。

T村集体资产包括三大类：第一类资产包含1726.06亩村集体土地、1390.42亩农用土地、335.64亩建设用地和31亩“四荒”地，统称为资源性资产。第二类资产包含T村账面上现有资金165230.61元，称之为货币经营性资产，这类资产主要来源是村集体向各类企业租赁土地所收的地租。第三类资产包括房屋建筑、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等共计6240570元的固定资产，也可称之为公益性资产。

在清产核资基础上，村集体进行了股权设置和股权认定。村集体将股权享受对象分为若干类型，按照一人一股原则分配股份。依据规定，如离婚且户籍已迁出本村的妇女及其随迁子女、经社员代表会议表决不给予股权的人员不能享有村集体的股份。股权可以家族继承、转让和赠予他人使用，但不能在村集体遇到经营风险时退股提现。T村初期只设个人股份，今后待村集体资产保值增效后，可进行折股量化，经合作社股东大会表决后增设集体股，但集体股的比例不能超过合作社总股份的20%,以保障村集体与村民的收益权。

(二)集体经济组织载体建设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营、管理集体资源、资金、资本的组织载体与实践主体。在完成清产核资股权确认工作后，T村在2017年底成立了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合作社内部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便对村集体“三资”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确保集体资产保质增效，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政经分离”,是两个平行的组织机构。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根据T村产改小组讨论制定了《首届股东代表选举办法》,村里每5户推举1名股东代表，全村共选出85名股东代表。全体股东代表选举产生了董事会成员5名、监事会成员3名、董事长和监事长各1名，其中董事长是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股东代表大会每年召开1次，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重大决策进行商议和投票表决。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在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分别扮演“执行者”和“监督者”角色，每届任期3年。

在股权管理上，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管理方式。集体资产量化之后换算成股份，由股份经济合作社向全村股东发放股权证书，作为享受合作社收益分配的主要依据。截至2022年，合作社总参股数为2038股，涉及股东人数2038人。全村村民将土地以每年每亩1200元的费用全部流转到合作社中，由合作社进行统一规划、经营和管理。合作社获得收益后，70%用于股民分红，30%用于乡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股份认定与股权收益将村民个人与村集体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农民既可获得土地租金，也可参与年终分红。

三、多种路径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T村在村“两委”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的“能人效应带动”下，通过村企联合并寻求与政府、企业和专家团队的联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经过六年多的发展探索，T村已初步形成了“集体主导、精英带动、村民共享、专家支持、村企联动、政府帮扶”的集体经济实现路径。这条路径主张“上下联动”与“内外共生”,并力求在坚持农民主体和村庄本位基础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此为基础再造村落社区。

(一)走乡村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2018年底，村“两委”制定了详细的乡村建设发展规划。依据发展规划，优先发展以红薯种植为基础，集科研、观光为一体的特色农业，使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薯之乡。村集体在相关科研人员指导下，通过科技赋能增效，形成了以红薯育苗、种植、加工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同时，村集体不断扩大红薯产业规模、延长红薯产业链条，形成了红薯干、红薯粉和红薯条等特色产品。T村还利用区位优势和科技资源以及农耕文化的基础，打造了以薯类产业为核心的农耕研学营，形成了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科技农业为一体的薯类产业链条。2022年，T村种植红薯48亩，收益22万元；红薯育苗大棚45个，收入460万元。同时，T村将农业种植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乡村旅游名片。目前，村集体已建成130个农业科技大棚，已形成红薯育苗、食用菌培育、农机研发、乡村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等5个特色主导产业。T村生态农业产业园种植的羊肚菌、彩色辣椒、蚯蚓西红柿等产品因科技含量较高、品质好深受消费者信赖，市场前景向好。

(二)村企合作寻求集体经济发展新出路

除发展特色农业外，T村农民集体股份制经济合作社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并与外部企业合作，村集体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先后成立了乡村建设有限公司、农业设施有限公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供销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乡村旅游有限公司、卓升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等7家子公司，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统筹协调和运营管理。子公司之间股份相互交叉，业务相互补充，公司负责人均为村“两委”成员。由村“两委”成员担任公司负责人，减少了村“两委”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协调成本，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责任利益连带关系，既有助于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又优化和丰富了乡村社区的组织体系，形成了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组织合力。如乡村建设有限公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旅游有限公司明晰的权责分工和业务合作，共同带动了T村乡村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三家公司联合打造的“健康农业综合体”是集旅游观光、农业种植、创意产业、科普教育和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该综合体现已成为T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板块。

乡村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将T村乡村建设的理念进行规划、设计和落地。乡村旅游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将T村产业发展理念和乡村建设规划进行推广，进而为乡村建设有限公司吸引更多的客户。当前，T村乡土化、艺术化的新乡村设计理念已通过乡村建设公司辐射到新疆、宁夏、河北等省份。乡村建设公司成立3年多来，已承接650多个乡村建设规划项目，仅2022年就为村集体创收230多万元，成为目前村集体收益的主要来源。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则主要为到村游客和客户提供舒适的乡村体验，满足他们的餐饮、酒店等服务需求，为乡村建设规划的落地实施提供充足的后勤服务保障。其中，“艺舍别苑”是2021年乡村建设公司设计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的田园式样板餐厅，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主要承接乡村旅游餐饮并提供各类宴会服务。“艺舍别苑”风格别致，融入了乡村田园风光、山水园艺、农舍记忆和农耕文化元素，环境干净优美，乡土气息浓厚，菜品原汁原味且口感鲜美，是一家极富特色的花园式田园餐厅。该餐厅吸引了大量顾客光顾，能同时容纳300多人用餐，也成为目前村集体经济创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设施农业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通过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使农业向集约化和现代化转型。供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村内劳动力资源和用工调度，增加村民工资性收入，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并帮助他们建设电商平台，提供各类市场信息和生产经营服务，推动农产品走向市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薯类产业的生产、深加工和销售等，促使T村薯类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卓升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对上述六家公司和村集体财务进行代理和监管，确保村集体经济的公有性质。

六家公司严格遵循市场运行规律，股权明晰、程序规范、监管到位，最大程度发挥了村集体的“三资”效应，不断发展壮大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与外部企业进行村企合作的过程中，村集体始终是最重要的合作主体，是最大的股东。外来公司主要以资金入股，分享股份收益。村集体尽可能使村社成员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仅2021年，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农民发放务工工资130余万元，发放土地租金90多万元，农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2%,解决了全村150多人的就业问题。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资本把乡村资源和企业有效组织起来，丰富了乡村建设的组织内涵，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将分散的农民和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

(三)政府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外源支持

案例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该村村集体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积极主动寻求各级政府尤其是Y区政府的资源与政策支持。在村“两委”积极争取和努力下，地方政府协同政府相关部门、农业技术专家、各类企业形成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团队，建立了专家联产业、科研联生产、企业联市场、部门联政策、党员联群众、书记抓典型的“五联一抓”的工作帮扶协调机制，合力帮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新乡村建设行动。在“五联一抓”工作机制推动下，专家团队负责人、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帮扶企业负责人多次深入T村，为该村争取到很多项目资源，协调解决了T村村庄建设与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为了确保“五联一抓”帮扶机制真正落到实处，各帮扶单位和村“两委”规定每周二为集中办公日。办公当天，各单位之间进行充分协商，并以“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的方式，共同推进T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工作。当前，T村已经成为Y区政府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典型示范村和样板村，其在乡村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示范效应将使大量资源、技术、资本和资金持续进入和汇聚，成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能人带动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生力量

T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建立在强有力的村级组织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村党支部书记能人带动效应的结果。村党支部书记系典型的返乡精英和乡村能人，现年44岁，已担任村干部10余年，大学本科学历。大学毕业后，他曾在西安自主创业，拥有自己的企业，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资本。2011年，他因家庭原因返乡后，于2012当选村委会主任，上任后他决心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改变家乡衰败面貌。十余年来，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推动乡村建设、整治村落社区环境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能人和致富能手。同时，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村“两委”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业务素质较高的组织队伍。村“两委”成员共7人，平均年龄40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3人。这些成员既有返乡精英、又有退伍军人，还有村庄威望较高的党员干部。正是这支精力旺盛、事业心强、敢于担当、勇于突破的年轻队伍，在组织上确保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四、利益联结助推村落社区重建

T村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纽带，在农民经济生活的组织化、乡村组织结构优化、社区治理关系与治理秩序、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等层面实现了村落社区的再造与重生。通过社区再造，该村不仅走出了乡村社会衰败、村落社区关系个体化、村集体与村民关系松散化的困境，而且再造了新型村落共同体。在这个新型共同体中，村民之间以互惠互利为基础进行合作，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协商治理关系。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落成功实现了社区转型，与之前的社区相比，这样的转型社区显得更加包容、开放和多元，更加有序并充满活力。

(一)以利益联结促进农民经济生活的组织化

新型集体经济既是促进村社再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乡村进行组织重构的行动保障。T村通过在村集体与村民、社区与企业之间建立股权型、劳资型和互利型的利益关系网络，实现了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重建与利益联结，推动了农民在经济层面的组织化进程。村社集体以创造村社共同利益为基础，建立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和利益保障等联结机制，通过村民、村集体、企业等行动主体的共同发力，形成了共赢、共建、共享的经济合作关系。该村一方面通过劳资关系和股权(就业工资 利益分配)实现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联结，推动农民经济生活的组织化；另一方面通过公益性的技术实训提升村民的认知水平和工作能力，让农民掌握新型技术，实现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或农业工人的身份转变，培养农民的组织合作精神。

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股权关系、租赁关系和劳资关系增强了农民与集体的密切联系。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全村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民变成了股民，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村民将获得每年每亩土地1200元的租金并享受年终分红的双重收益。当前，该村成立了农业生态产业园，走上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之间股权型和劳资型关系的建立将分散化、个体化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不仅解决了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就近就地满足了农民的就业需求，增加了农民的劳务收入，并实现了身份转化。村集体建立了全村劳动力资源库，将有就业意愿的人员进行登记，以便在有用工需求时能够随时调动村内劳动力。该村将剩余劳动力分为两类，即技术学习型村民和自主劳动型村民，并依据村民特点和专长分类整合，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使其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彰显其才能。

为更好地实现农民组织化，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集体积极支持社区农民和返乡精英自主创业，并依托“乡村振兴人才创业孵化基地”,定期为农民开展以现场示范、一对一辅导为主要形式的技能实训。通过技能实训，农民掌握了科技大棚搭建、羊肚菌种植、棚栽经济种植与采摘、餐饮管理与经营、网络电商经营等技术本领，能胜任相关用工要求，并转化为其内生发展动力和增收创收的来源。通过各种形式的就业实训，农民的组织意识明显提升。

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既得益于乡村内生动力的驱动，也是外在资源积极推动和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市场资本、帮扶企业、政府驱动和相关科技力量推动下，T村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利益联结为纽带，通过村企合作、政社互动和社会力量参与，使外部力量和资源持续不断介入并参与到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中，从多个层面推动了乡村经济活动的再组织。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通过与外来企业合作，有效解决了乡村社区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等难题。在股份合作和利益联结推动下，部分合作单位直接把优秀的技术人才下沉到T村参与乡村建设过程，实现了多元主体间的共建共享。例如，乡村建设有限公司不仅入股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餐饮公司和旅游公司，还积极参与村餐饮公司和社区的发展建设。此外，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和村“两委”采用人员交叉任职、股份交叉共享等方式调动乡村内部的各种组织力量，通过利益联结推动内部合作和关系整合，形成乡村发展的巨大合力，实现乡村内部资源、资本和人才的整合以及抱团发展。

村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外部企业参与乡村发展的投资风险。在村企合作中，村集体始终掌握着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尽可能维护全村的整体性利益。在利益共创、风险共担的保障机制下，T村以村级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村民参与为主体、以企业赋能为支撑、以政策资源为推动，多股力量协同合作推动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强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使村落社会在经济层面实现了再组织。

(二)以多种机制推动形成良序善治的社区关系与治理秩序

社区社会秩序是使社区社会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良序善治是社区治理追求的目标。要形成良序善治的治理形态，需要在多元主体间建立相应的联结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和谐稳定的社区互动关系。该村通过优化利益分配机制、建立相应的议事协商机制、矛盾调解机制和社区积分管理机制，促进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整合，实现了社区善治，成为当前乡村社区治理的典范。

首先，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T村通过不断优化利益分配机制使村集体各子公司之间、村集体与外部企业、村集体与村民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维系。在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使用中，村集体坚持社区集体利益优先原则，尽可能占据较高股份，最大限度维护村集体和全体村民利益。当外部企业股份较多时，村集体则通过股权回购等方式不断稀释外部企业的股份。同时，在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分配过程中，村集体尽可能将集体经济的利润空间通过按时支付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年终分红、建立土地公益金和公积金等方式让渡给村民，使村民充分感受到社区发展与自身命运的密切联系。在集体经济与各子公司之间，T村通过财务监管机制建立了相应的信息公开制度。村党委副书记、村监委会主任、村副主任三人交叉任职各公司的财务监管人员，保证集体资产的集体性和公共性属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平衡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协调关系，从根本上维护村社集体成员的整体利益。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是村集体经济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村集体在外部企业与村民之间发挥着协调利益关系、处理利益与矛盾纠纷的纽带作用，其推动成立的7家公司不仅能加强与外来资本的合作及其业务往来，而且通过村企合作，村集体可以在村民的发展需求与企业的赢利需求之间、在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中进行决策和斡旋，并使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此外，村集体每年都会主持召开股民议事协商会议，合作社负责人以及下辖的7家公司负责人都要向村民、股民代表报告本年度的收支情况，并就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困境、发展思路和重大事项进行充分讨论，形成相应的决议。通过这种形式，村集体团结了村民、统一了思想，村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升，其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得以体现。

其次，通过建立相应的民主议事协商机制，优化了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起良序善治的村落社区秩序。在涉及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重大议程中，村“两委”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考核机制，并鼓励更多村民参与到村庄建设与社区发展中来，推动了社区治理的规范化与民主化进程，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以村级党组织为组织载体，以“三治融合”为导向，积极转变乡村治理理念，充分发挥村民议事协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乡村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持续优化。村“两委”积极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发展议程的讨论，将社区中的村民代表、党员、乡村能人、驻村干部和包村干部充分调动起来，共同协商解决村级治安维稳、民生问题、低保评议、村规民约修订等重大事宜。

依照“谁负责、谁执行”和“谁受益、谁监督”的工作原则，要求村“两委”成员进一步明晰和细化责任，及时解决和回应村民面临的土地纠纷、医疗、养老和邻里矛盾纠纷。村委会还专设便民服务站，安排专人接待、登记和受理群众诉求，要求在两个工作日内给出相应的处理结果。2022年，村“两委”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200余起，化解矛盾纠纷10余起。2019年3月，T村建立了乡村文明实践站，吸纳社区道德模范、五好家庭和返乡精英参与其中，通过道德引领，培养村民的公共责任和社会美德。通过实践站，村“两委”积极开展“最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在村民中践行新风尚，传递正能量。村集体每季度在实践站举办系列“道德讲堂”,引导和教育村民遵纪守法、文明礼让、助人为乐、和亲睦邻。近年来，该村未发生越级上访事件，乡村社会秩序总体和谐向好。

第三，充分增强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效益，积极推行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制度。村“两委”在村里设立“爱心积分超市”。村民在公益活动、环境卫生整治、关爱弱势群体、践行节俭节约操办红白喜事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可获得爱心积分卡，每张积分卡可兑换价值50元的爱心超市商品。同时，获得积分卡的村民，会上村里的红榜，张榜表彰。而对那些缺乏公益心、惹是生非和无所事事的村民，村“两委”除了对其进行必要惩治和教导外，还将其列入乡村治理的“黑名单”,张黑榜告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9年底积分制和红黑榜公示机制实施以来，T村先后有50余人次获得爱心积分卡，并上村里的红榜进行表彰，有4人因为打架惹事或破坏村庄秩序上了黑榜并受到相应处罚。通过积分制管理和红黑榜公示等机制创新，强化了村庄的德治基础，调动了农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丰富了乡村治理的“自治”内涵，增强了社区发展的凝聚力。

最后，在高校相关法律专业力量的支持下，T村建立了村级法律服务中心，有效对接镇司法所，不定期对村民和村干部进行法治方面的培训，引导村民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村落纠纷，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通过诸多治理机制创新，T村优化重建了乡风文明秩序，保障了村民利益，增强了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实现了“三治”有机融合，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2021年9月，T村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等联合授予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称号。

(三)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服务功能推动村落社区公共空间重建

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了以改善村落公共空间、整治居民人居环境、推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社区空间布局为核心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立足社区本位，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资源支持，发动全村村民积极参与美丽家园建设过程。

在村“两委”带领下，通过积极协调内外部资源，先后完成了村落道路硬化和村庄联结道路28000平方米、村庄道路及产业道路两侧绿化5000平方米，居民厕所改造426户、庭院美化28户、全村覆盖污水管网、统一回收生活垃圾，同时还建成了23亩的村落花谷和20亩的欢乐谷。经过乡村社区环境整治和质量提升后，打造了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2021年该村被陕西省农业农村厅、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授予“陕西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荣誉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T村的乡村建设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的高度关注，在政府项目和企业资本的撬动下，“花园乡村”建设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充分享受了乡村建设与社区发展的实惠，形成了一个以乡土情结为纽带的新型村落共同体。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成和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改善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随着花谷廊、文化广场、乡村振兴大讲堂等公共服务项目的建成，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近年来，村“两委”先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如“美丽庭院”、油菜花节、乡村大碗茶、传统剪纸、捏泥人、不定期开展文化汇演、送戏下乡等。村委会组建了农家书屋，配套图书2500多册，坚持每天开放，村民随时可以看书读报，参与学习。这些文化形式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增强了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五、结语

当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持续不断流向城市，农民的生计与产业结构、家庭结构、社区组织结构和治理秩序发生了深刻转型，村落社区在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展中逐渐走向衰落。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已由传统意义的安于故土、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了农民离土离乡、以工为主、以农为辅、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此背景下，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增进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村落社区再造，从根本上缓解乡村衰败的困境，显得尤为紧迫。可以说，再造村落社区，成为当前新乡村建设实践中需要应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嵌入在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形态，其发展壮大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案例村在土地确权改革和清产核资基础上，明确了村集体成员股权，成立了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T村以这一新型集体组织作为有效载体、在村“两委”的组织和带动下，通过对土地进行股份制经营和村企合作、精英带动、政府扶持、企业帮扶等发展举措，走上社区重建与再生之路。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村落社区环境和居住空间得以整体性改造和提升，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得以有效联结，新型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构建并深度融合，良序善治的社区治理秩序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已经形成，一个新型的村落社区共同体正在形成，村落社区再造成为可能。该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社区重建的实践探索表明，在“城乡中国”时代，只要找准乡村建设的切入路径，乡土重建或村落再生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社区重建与村落再生过程中，每个村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所处的区域空间与社会环境、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时代机遇等不尽相同，案例村村落社区再造的实践经验也不一定完美契合其他村落实际，但可以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社区再造提供借鉴。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助推村落重建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任。尤其是对一些集体资源禀赋相对薄弱、经济社会基础相对脆弱的村落而言，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更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扶持、帮扶和培育。离开了政府自上而下的资源支持和注入，这些薄弱村的新型集体经济不可能获得实质性发展，社区也不可能因此而重建。不过，政府驱动或帮扶不会、更不可能替代社区内生性的力量。乡村社区居民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与村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实践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社区居民理应不断增强自身的发展自觉，积极寻求社区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抢抓发展机遇，通过政府的外源驱动激发自身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资源联结以及内外共生中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夯实社区再造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总之，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体现了广大农民对于重建家园和寄托乡愁的美好期待。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该给这种新经济形态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在政府政策扶持、资源资金注入、产权改革和市场驱动等层面持续发力，使其在组织农民、建设乡村和广大农民美好家园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当前，党和政府对乡村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和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实施乡村振兴和新乡村建设的伟大战略正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村落社会落地生根，更多的政策、资源和资金逐渐向农村汇集。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农村地区只有不断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实践路径，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社区建设能力，持续提升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推进社区发展的社会基础建设，从多个层面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承载乡村振兴与新乡村建设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