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振兴旨在强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凝聚力和活力，通过实现再组织化引领保障乡村全面振兴。本质而言，组织振兴是治理有效的基本途径，要求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近年来，全国各地通过党组织建设来落实组织振兴的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机制创新，比如“嵌入”与“回应”。面对异质化和离散性不断增强的乡村社会，基层党组织一方面需要深度嵌入乡村社会，凝聚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也需要精准回应乡村社会需求，整合社会诉求，双管齐下实现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但是，在实践层面，如何促进两种机制的有机协同仍需继续探索；在理论层面，对两种机制的逻辑关系也缺乏相应探讨。基于此，本文试图构建“嵌入－回应”分析框架，通过案例比较，归纳两种机制的组合类型，分析两种机制的逻辑关系，探索两种机制的协同路径，为组织振兴引领保障乡村振兴提供更契合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建议。

一、“嵌入”与“回应”：理解组织振兴的双重视角

近年来，“将政党带进来”成为学术热潮。中国共产党作为公权力的重要组成，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乡村治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我国政治学家徐勇教授曾于本世纪初便提出，要从政党的角度来研究乡村治理，因为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难以替代的作用，即组织乡村社会以实现党的目标。乡村社会需要政党将分散的小农按照国家治理的需要组织起来，形成纵横交错的政治联合和社会联结。

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逐渐弱化、虚化和边缘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前提，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再组织化意味着乡村组织建设中的结构重塑和功能再造，既需要结合社会转型的特性优化治理结构，也需要依据发展需求重新明确治理目标。可见，再组织化囊括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内的多元治理力量，并反映在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向互动中，而不是国家单向度的重新建构。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基层党组织凭借其执政权资源和乡村传统权威资源的双重优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角色，这一角色主要体现在沟通、协商和整合作用上。

鉴于乡村社会再组织的现实需求及政党整合的不可替代性，对于组织振兴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探索成为重要研究领域，其中“嵌入”是绕不开的议题。基层党组织需要借助嵌入机制深度融合乡村社会，重新整合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历程经历了自治性建设、全面管控、改革建设、均衡发展４个时期，持续推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是一条基本经验。健全和完善嵌入机制有利于构建起党领导下的具有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有利于激活村庄内生力量、加强政治认同、巩固物质基础，有利于基层党组织顺利履行政治代表职责，以及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功能。然而，仅有嵌入机制还不能达成新时代政党整合的治理目标，因其存在实践限度。“嵌入”过多一方面易形成基层党组织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让村民难以成为乡村治理主体；另一方面也易导致基层党组织运行的“内卷化”，形成政党内部与其他组织运行的冲突。同时，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嵌入”提出了全新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将研究逐步扩展到了组织振兴的“回应”机制上。“政党回应”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民主政体理论和政党治理理论，学者们将这一西方概念移植到对国内政治现象的解读之中，逐渐产生了“政党调适”和“政党调控”两个概念，两者分别对应“主动回应”与“被动回应”。在组织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对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是建立统合型治理、超越属地管理局限，以及塑造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关键。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在回应群众诉求方面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理论脉络来讲，嵌入机制和回应机制的理论逻辑起点和实践转化途径均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两者在理论层面仍存在模糊性。如一些学者在对嵌入有效的分析中已经把偏向于回应机制的信息收集、利益代表、诉求反馈等纳入其中。从实践层面来说，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在乡村场域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是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归纳两种机制的组合类型，分析两种机制的逻辑关系，探索两种机制的协同路径，以更好地促进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的分工和协作，加强组织振兴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保障作用。

二、“嵌入-回应”：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是推进乡村再组织化的两大抓手，两者共同塑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作为内涵不同、功能各异的两大机制，二者相辅相成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自上而下的嵌入机制：基层党组织的自我调适

一般意义上讲，嵌入理论是指人类经济行为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扩展，“嵌入”被赋予更多意义，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嵌入式党建”及其衍生而出的“嵌入式整合”“嵌入式协同”“嵌入式自主”等概念。

从实现条件来看，嵌入机制产生于党组织领导中国社会的有效经验，其有效性依托于乡村社区文化认同的建构，并有赖于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实际在场”。从运作逻辑来看，嵌入机制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结构嵌入。通过组织覆盖实现党组织体系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链接。二是关系嵌入。通过激励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切实履行服务承诺，以及倡导平等、包容的协商机制，重构社区互动关系和联结纽带。三是情感嵌入。通过缩短与社区成员之间的时空、心理、情感距离，从而为社区成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提供心理条件和情感内容。四是功能嵌入。通过体制性吸纳、党建生活化运作和组织行动等举措使党建嵌入村级自治之中。

综上所述，嵌入机制强调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优化党群关系与重塑治理结构的关键。在党组织嵌入的过程中，党的意志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障政治运作的民主高效和政治局面的稳定统一；同时，党的网络也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促进具备异质性和离散性的超大型社会实现有机整合。但必须指出的是，嵌入机制更强调基层党组织对日益变迁的乡村治理环境的自我调适，其主体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首要任务是优化党组织结构体系，目标是建构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嵌入机制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自我调适重新构建国家治理的政治社会基础，其动力源自于中国式现代化整合乡村社会的需求。

（二）自下而上的回应机制：乡村社会的整体调适

“政治回应”一般分为“政府回应”和“政党回应”两个层面，两者虽然主体不同，但运作逻辑存在相同之处。在政治学界看来，回应是推动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有效回应可以将民主程序与民主的实质结果进行有效联结，从而塑造出民主的实现机制。同时，回应还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回应机制已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治理性回应、回应性参与、回应性动员等分析概念。

从政党回应的角度来看，回应本身就是一个与政党治理高度相关的概念，反映着政党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有效的回应能够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但是，西方的政党回应多出于选举动机和政策动机，中国共产党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始终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政治责任。对外部环境和社会公众的有效回应能够破除自上而下的单向责任制，促进责任型政党的构建。因此，构建回应机制既是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的必然选择，又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回应机制的运转逻辑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带动乡村社会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程度的加深，往往会引起政府组织与官员对民意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进而转化为积极的回应，使得公众的需求和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组织振兴的回应机制，因此党群良性互动中乡村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回应机制高效运转的重要条件。第二，提升复杂问题治理能力。党组织在一个社会发育滞后、联结机制断裂和社会行动能力不足的松散型制度环境中，需通过内生性的体制力量激活社会，并以此增强体制回应复杂问题的韧性。因此，党组织的引领性建立在其领导乡村社会合力解决治理难题的能力上，以党组织在治理中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为基础。第三，保障和实现公众利益。党组织对公众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及时回应，能够保证党组织的行为始终围绕公共利益展开，这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实现公共利益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政治责任，一方面体现了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另一方面也是构建回应机制的重要目标。

从以上内容不难发现，党组织回应主要涉及其对社会需求采取的积极行动，并以此来组织社会、激活社会、培育社会。相较于嵌入机制，回应机制的主体仍是党组织，但更强调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持续互动。所以，回应机制的内核是责任体系的重构，其逻辑起点源于自下而上地整合社会诉求以及由社会诉求衍生出的公共利益，进而推进包括基层党组织在内的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调适。当今乡村社会需求多元与需求不足并存，农村基层党组织采取主动回应策略并形成有效回应机制，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趋势。

（三）上下联动的“嵌入-回应”分析框架

以上内容梳理了嵌入与回应机制各自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实践转化途径。嵌入机制侧重于党组织的自我调适，回应机制侧重于包括党组织在内的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调适。不过，两者共同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以党组织为主要治理者，以再组织化为治理过程，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治理目标，这使两者能够形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制度体系，在理论层面可归纳为“嵌入－回应”框架。

利用“嵌入－回应”框架，从嵌入和回应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将组织振兴分为“弱嵌入－弱回应”“弱嵌入－强回应”“强嵌入－弱回应”“强嵌入－强回应”４种理论类型。由于嵌入机制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基础，因此，组织振兴的实践类型可分为“弱嵌入－弱回应”“强嵌入－弱回应”“强嵌入－强回应”３种类型。

总体而言，组织振兴是通过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复杂过程，并致力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此过程中，党建创新超越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边界，形成了党建的扩散效应。因此，本文将结合河南省Ｃ村、广东省Ｓ村、陕西省Ｊ村的深度调查，重点考察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不同组合下的乡村振兴效能，依此归纳总结“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和协同路径。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说明

（一）案例选择

本文所选案例分别为河南省Ｃ村、广东省Ｓ村、陕西省Ｊ村。Ｃ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总户数360户，村民1182人，其中劳动力人口702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9.39%。Ｃ村共有土地515.8亩，人均拥有土地0.44亩，人多地狭，加之地处低洼之地，对其农业生产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因此，外出务工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Ｓ村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县，全村总户数389户，村民1517人，其中劳动力人口967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3.7%；共有土地2192亩，人均拥有土地1.44亩。除传统粮食作物之外，该村还有种植蜜桔的悠久历史。

Ｊ村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总户数493户，村民1740人，其中劳动力人口842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8.4%。全村共有土地948亩，人均耕地面积为0.54亩。该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人均土地面积狭小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村庄具有环境优美、气候适宜、生态资源丰富等发展优势。

本文选取上述Ｃ村、Ｓ村、Ｊ村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河南、广东、陕西均为我国农业大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肩负重任。三村具有资源禀赋、社会环境、振兴路径、发展程度、党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有利于横向比较的开展。其二，三村的党组织在组织振兴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两方面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为利用“嵌入－回应”框架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切入点。通过对３个案例进行比较，能进一步阐释不同类型组织振兴的基本特征及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振兴效能的差异。其三，通过对这３个案例的比较，有利于归纳“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和协同路径，为组织振兴引领保障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参考。

（二）资料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资料和调查数据，是笔者及所在团队自2017年2月至2023年10月对三村多次实地调查而得。调查三村所依托的项目和调查的周期略有不同，但基本涵盖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时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团队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收集资料，主要包括深度访谈、数据整理和驻村观察等，收集的资料类型主要包括文本资料、档案馆资料、统计数据、政策文件等。团队先后对村庄的党组织、92位党员和村民、7个涉农企业、13个合作社进行了访谈，访谈时长超过150小时，取得了良好的调查基础。经调查发现，3个村庄的党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尤其在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这为开展本次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四、“嵌入-回应”机制的实践类型与效能差异

（一）“弱嵌入-弱回应”型组织振兴：C村的实践

长期以来，Ｃ村基本没有除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村党支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亦非常有限。加之多姓杂居、社会流动、城镇化加速等因素的持续影响，村庄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状态，整体发展随之陷入停滞状态。党支部对村庄发展的领导力消失殆尽，无法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强化农村基层党建成为当地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重中之中，Ｃ村党建活动随之走上正轨。在组织振兴的明确要求下，该村党支部成为形式上的领导核心，但历史遗留问题却一直困扰着该村的发展及治理。

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采取“一肩挑”模式，党支部与村委会也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随着工作的日益繁重，党支部和村委会逐步成为地方行政的延伸，演变为“准行政机构”。通过跟踪调查发现，党支部每日主要处理上级党委和不同政府部门布置的各项任务，党建事务、自治事务、行政事务等混为一体。因此，党支部无暇顾及社区的再组织化，也没有很好地回应乡村社会的各种诉求。

经调查发现，Ｃ村党支部没有很好地担负起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村庄已有的两个合作社均为村民自办，主要由该村种粮大户自主流转土地，用以种植中药等经济作物。合作社除了流转村庄土地之外并没有其他经济带动效应，党支部也没有带领村民建立起促进村庄繁荣发展的产业体系。因此，许多村民对党支部心存不满，甚至屡屡出现村民要求上级党委撤换党支部书记的情况。2018年，党支部曾积极利用扶贫资金、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其他政策资金改善村容村貌，使得村容村貌有了一定的改观。然而，村民却认为党支部在没有和村民商议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了政策资金，并怀疑其中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此次事件引发了村民的“抗议”活动，十几位村民前往党群服务中心闹事。经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劝说，抗议活动得以平息，但少数村民挑衅党支部治理权威的现象仍持续存在，常常成为党支部开展工作的障碍。

与此同时，村民所关注的其他治理问题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成为党支部工作的重点。该村中有一条河流穿行而过，名为冷水河。河水存在污染问题，常常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村民希望党支部解决河水污染问题。但是，党支部并没有积极回应村民的需求，仅向当地环保部门简单汇报污染情况后便不再过问，河水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之后在县政府组织的环境整治工程中，冷水河的污染问题在一个月之内就得到了彻底解决。这更加激发了村民的不满情绪，党支部的威信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

可以说，Ｃ村在组织振兴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其主要体现在村党支部自身建设在规范化和标准化上的不断发展。但是，这种努力仍停留在表面，没有通过党建创新做实嵌入机制和回应机制。该村党支部看似村庄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改变自身“悬浮”于乡村社会之外的状态。同时，党支部只对上负责，日常工作中忙于应付各种上级安排，对于群众诉求的回应非常有限。因此，Ｃ村的党建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弱嵌入”与“弱回应”的状态。

（二）“强嵌入-弱回应”型组织振兴：S村的实践

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Ｓ村便开始着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性举措。这为后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地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的举措属于“书记工程”，被县委和县政府视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农村基层党组织随之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牵引器。

在实践层面，Ｓ村的党建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党组升级。在县委的主导下，Ｓ村的党支部被升级为党总支，提升了党组织的作用、地位与职权。在此基础上，镇党委同步加强对党总支换届选举的指导，通过打黑扫恶、整风反腐、排查整顿等举措，确保那些深受村民爱戴的党员能够顺利入选党总支。第二，党组下沉。Ｓ村在村民小组成立党小组，推动党组成员下沉党小组。在党小组的带领下，Ｓ村在小组层面成立了党群理事会，每一理事会囊括5~7名本村村组成员、回归乡贤、乡村医生、致富能手、复转军人、退休公职人员等，在村小组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三，党组互联。Ｓ村将党组织建立在农业企业、经济合作社、涉农社会组织、电商平台之上，并搭建协作桥梁，使村级党组织起到内外联通的作用。第四，党组强化。Ｓ村将党风廉政建设与网格化管理有机结合，增强党组织对网格监督力度，进而增强了党组织的治理能力。

在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动下，Ｓ村党组织有效嵌入乡村社会之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组织振兴，并在推进社区乡村振兴上有所成就。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该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模式以国家战略要求为导向，产业兴旺是其中的核心工作。因此，党总支结合该村气候特征、村庄区位和农业传统，积极引领该村蜜桔产业发展，进而围绕蜜桔产业逐步构造产业链及利益联结模式。在县委、镇委的协助下和政策资金的支持下，该村建立了“平台＋供销社＋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村庄集体经济和村民家庭收入得到提升。

不过，Ｓ村更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上级党委规划的执行，虽然党组织有效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回应机制。村党总支的治理主要围绕产业发展而展开，其中对灌溉设施的重新整修便是代表。灌溉设施陈旧、水流小、下游稻田无水可灌确实是影响村民生产的重要障碍。然而，村民在生活中所反映出的其他问题并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关注，党群理事会的作用也被大幅削弱。党群理事会在治理中变成了贯彻上级指示的“一线指挥部”，没有很好地收集村民诉求，也没有督促党总支对村民诉求进行反馈。因此，该村治理多为党组织“包办”的模式，有“一核”而没有“多元”，可归纳为“强嵌入－弱回应”型组织振兴。

（三）“强嵌入-强回应”型组织振兴：J村的实践

相较于Ｃ村和Ｓ村，Ｊ村在推进组织振兴的进程上起步更早。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际，强化党建便已成为该村发展的重要内容。之后该村党建工作日益完善，形成了独特的二十条党建制度，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党建的引领下，村庄实现了高速发展，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治理体系，促进了基层民主发展和村民有序参与。

在党建创新过程中，党组织重视嵌入和回应两种机制的建设。一方面，从嵌入机制来看，该村在横向上建立了木耳产业党小组、乡村旅游党小组、基层治理党小组、村民自治党小组、流动党员党小组；在纵向上则是深度与网格管理体系结合，自上而下规范总网格长、警长、片长、小组长、中心户长的责任，促进网格层级之间的联系与联动。另一方面，从回应机制来看，该村采取了以下４种举措：第一，通过践廉行动，打造包括联组包户、按时坐班、一周一访、首问负责在内的贴近村民机制；第二，打造服务群众的“六步法”，即“掌握需求”“梳理归类”“公开承诺”“践诺履职”“效果评判”“建章立制”6个步骤；第三，畅通群众表达渠道，主要涉及“群众上台说”和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庭院议事会等多元诉求表达机制；第四，完善群众评议机制，让村民在党组织工作评议、村庄公共事务治理评价、典型人物评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在两种机制的作用下，该村既有效整合了各类政策资金，又积极使用了涉农企业带来的社会资金，其资源凝聚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在木耳产业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康养医疗、特色产品等相关产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和家庭收入快速增长，Ｊ村由此构建了高效而广泛的利益联结模式。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860元，相较于2010年提升了3倍；2022—2025年，该村预计每年集体收入将超过200万元。在此基础上，村民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也通过相关机制被纳入考量。比如，基层治理党小组和村民自治党小组组织庭院议事会，让村民自主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扭转了侵占村道村民的观念。与之类似的还有村规民约的重新修订。以上问题涉及村民的共性需求，党支部依据“六步法”等机制发现需求，并通过群众议事解决问题。同时，许多个性问题也借助相同的治理模式得到了解决。比如，对于每户脱贫户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党组织进行了逐一排查和解决，从而使每个家庭的个性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总体来看，Ｊ村党组织不仅凭借嵌入机制确立了其在村级领导的核心地位，还通过回应机制有效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多元需求。因此，该村的组织振兴呈现出“强嵌入－强回应”的类型特征。

五、“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与协同路径

（一）“嵌入-回应”机制的差异比较

总的来看，三村组织振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民参与、资源聚合、组织协同、利益联结、责任互链、权力转化等6个方面功能的实现上，并因此影响了乡村振兴模式及其效能。

Ｃ村党建虽然在组织振兴中得到了强化，但无力构建两种机制，党组织在上述6个方面都无法产生足够的引领性。虽然该村在资源聚合方面相对突出，党支部能积极整合各类政策资金，但资金使用的范围仅限于村容村貌提升。在其他５个方面，农民参与主动性差、组织协同度低，更缺少相应的利益联结模式。同时，党支部仅对上负责，对下的责任机制没能建立起来。由此可见，该村治理依旧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并未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村庄无法供给适合本社区的乡村振兴模式。上级对于乡村振兴的部署在村庄层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与Ｃ村不同，Ｓ村的党建注重搭建嵌入机制，由此形成了党组织与乡村社会两大系统的有机整合，自上而下地构建了发展框架和治理机制，并产生了良好的振兴效能。但是，其乡村振兴策略主要采取自上供给的模式，更注重产业振兴，对其他方面的振兴没有进行充分探索。基于此，该村在六方面功能上均有突破，但仍存在不足。农民具有参与的主动性，但参与主体是乡村精英，普通村民的参与意愿尚待增强；党组织能够整合资源，并建立利益联结模式，但主要围绕村庄特色产业展开，发展与共享潜力仍待发掘；党组织可以做到对下负责，但更多来自于上级压力，立体化的责任网络还未完全搭建起来。在治理方面，该村也更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主体则处于被动地位，削弱了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与灵活性。然而，该村在组织协同方面却表现不俗，党组织网络的全面覆盖为协同提供了场景与条件，如在该村“平台＋供销社＋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上，蜜桔生产、包装、宣传、销售等环节被整合在一起，不同组织在其中各司其职，而党组织则发挥着领导、沟通、统筹等重要作用。

相较于Ｃ村和Ｓ村，Ｊ村在嵌入与回应两个方面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因此该村能够结合本社区特色，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更深层次的利益联结模式。在此基础上，村庄形成了体系化的治理机制，促进了基层民主发展和村民有序参与。一方面，参与主体不仅限于乡村精英，普通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治理依托于乡村社会主体间的社会权力体系，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较Ｃ、Ｓ两村有明显的提升。此外，在治理中各类组织也能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协同完成共同的目标。就责任体系来看，因为回应机制的建立，党员得以进一步扎根群众中，更有力地践行了责任与担当。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的振兴策略并非完全由上级供给，而是日益注重将村民的实际需求融入其中，通过整合多方意见，最终形成适合本社区特色与需求的振兴方案。

总之，三村党建产生了嵌入与回应的不同组合形式，进而影响了乡村振兴的效能。Ｃ村仅在村容村貌改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还远未达到生态宜居的目标。因此，Ｃ村的乡村振兴最终流于形式，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Ｓ村的乡村振兴工作主要围绕产业兴旺而展开，可称之为产业先行型乡村振兴。Ｊ村不仅建立起了多元化的产业模式，还借助产业发展带来的契机在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面产生了不错的效果。因此，Ｊ村的乡村振兴可以称之为全面推进型乡村振兴。三村的组织振兴及振兴效能详见表1。

（二）“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

通过Ｃ、Ｓ、Ｊ三村的比较分析可知，组织振兴的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在实践中既有区分又相互联系，与理论层面的探讨具有一致性。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践比较，“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见图１）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的关系具有次序性、叠加态和耦合化特征。从次序性来看，回应机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嵌入机制的先行构建。一方面，党的领导力遵从“整合—控制—扩散”的逻辑链条。在组织振兴中，党的领导力来自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而领导力的扩散依赖于有效回应基础上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自我调适构成了乡村社会整体性调适的基本前提。从叠加态来看，回应机制叠加在嵌入机制之上，在保持原有制度逻辑的基础上生成了一种复合化的“新”制度。两者均由党组织主导，借助重新组织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支持系统，在保证多元主体行动连贯性的过程中实现制度演化。因此，两种机制的关系不是冲突，也不是取代，而是共存。从耦合化来看，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形成了一个制度系统，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实践中，嵌入为回应的生根提供了条件，回应的有效发挥则提升了嵌入的稳定性和效率性。

二是，作为一个整体，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彼此呼应。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形成了党建引领下“新”的乡村治理关系，这一实践链条可以理解为以基层党组织的自我调适带动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调适。“新”的结构决定着功能再造的方向与内容，并最终影响振兴效能。结合案例比较可知，嵌入与回应共同作用于农民参与、资源聚合、组织协同、利益联结、责任互链、权力转化６个方面。其中，农民参与主要凸显了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农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动力；资源聚合分为内部资源聚合与外部资源承接，主要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村治理体系综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组织协同是指农村社会中的各类组织为实现振兴目标而进行的紧密协同与合作，这一过程包含组织间的结构耦合、资源共享、共同行动等多个层面；利益联结在再组织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其核心在于通过合作模式和分配机制的设计，确保农民能够充分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果；责任互链涉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并为组织振兴构建立体化的责任网络；权力转化是将国家对社会的权力关系转化为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赋予乡村社会自主空间，变单向治理为多元共治。六重功能的重塑最终将影响社区振兴策略的选择。振兴策略不仅反映出社区乡村振兴战略的供给主体、方式和内容，而且是塑造契合国家治理目标和乡村社会需求的振兴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嵌入-回应”机制的协同路径

通过案例比较和理论总结可知，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实现协同的关键在于“带动”，即通过嵌入机制的构建带动回应机制的落地，进而实现两者的协同。可以说，“带动”由两种机制的关系所决定，意味着嵌入机制能够带动回应机制，但不必然就能实现带动。实践中，实现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协同还需要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在农村基层党建创新中实现两者协同。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是党根本的政治目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要求，更是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的核心要求。在组织振兴中，党的自我调适是基础，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调适是目的。因此，“嵌入－回应”机制的构建应严格遵循这一核心要求，以党建创新为载体，强化党建的同时不断增强党建的扩散效应，进而推动两者的有效协同。

第二，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中实现两者协同。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既是对以往组织化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也需适应变迁中的乡村社会环境，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自上而下的政党整合。可以说，再组织化要通过党组织的结构优化，促进乡村社会各类主体关系的协调有序，并创建“一核多元”的组织形态。“一核多元”意味着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节点，结合纵向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和横向的党群互动，最终实现“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的治理全覆盖。显然，再组织化是一种多维度互动式整合，需要“嵌入－回应”机制的规范与约束。因此，要以打造多维度互动为媒介，推进嵌入与回应两种机制协同。

第三，在构建乡村治理体系中实现两者协同。乡村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其系统完备的制度逻辑是确保治理体系有效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嵌入与回应不应被视为两个独立运行的制度，而应被看作乡村治理体系的两个子系统。一方面，应注重运行逻辑的匹配性。协同不是两种机制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支持和促进，并共同服务于特定的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应注重制度效能的整体性。两种机制都是为了实现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重新联结，进而推进再组织化，引领保障乡村振兴。两种机制能够在动态过程中协调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关系，保证集体行动的连贯性，这是“嵌入－回应”机制在乡村振兴中整体性效应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中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要将两者作为一个制度系统来考察制度效能，并推动“嵌入－回应”机制落地生根。

六、结论与讨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而组织振兴是实现再组织化的基本途径。本文以河南、广东、陕西省内３个不同村庄组织振兴的“嵌入－回应”机制为研究对象，对三村组织振兴机制构建的差异性进行了剖析，从而厘清了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的理论边界，解析了“嵌入－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发现，嵌入机制与回应机制的理论逻辑起点和实践转化途径具有明显的不同，是具有各自运行逻辑的两种制度。不过，两种机制又具有相对开放的制度边界，能够形成一个制度体系，并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增强彼此的作用。实践中，“新”的制度通过党组织自我调适带动乡村社会整体调适的实践链条，生成“新”的结构与“新”的功能，促进多元主体关系协调有序，进而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引领保障乡村振兴。

“嵌入－回应”机制所带来的政策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３个层面：第一，以制度创新激活党建创新。制度创新是农村基层党建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成熟机制的叠加和整合，打造复合化的制度体系，是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的可行性路径，有助于丰富党建的理念、方法和手段，进而提高党建的质量和效果。第二，以党建创新激活组织振兴。组织振兴以加强农村基层党建为核心，需要通过党组织的自我调适，带动乡村社会实现整体调适。因此，农村基层党建应注重凸显引领性，依靠党建创新整合国家目标和乡村诉求，构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节点的多维互动模式，进而打造“一核多元”的组织形态。第三，以组织振兴激活乡村治理。组织振兴通向治理有效，需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广泛参与。这就要求组织振兴在重视“共享”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建”与“共治”。通过解决需求多元和需求不足并存的难题，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积极的群众参与和有效的集体行动，进而为治理有效凝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