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已被纳入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的顶层部署，并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然而，在落地过程中，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难题，影响了其长续发展。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应从乡土社会的治理情境出发，剖析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内在机制，以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方式，也是建设幸福美丽乡村的重要方面，探寻其长效运行机制，对于解决农村深度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从政府推动、自主治理、观念培育、多元协同等路径入手，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理路”展开了较丰富的探索：政府推动论认为，政府是确保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运作和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建议因地制宜建立法律法规，依法厘定各主体的职责；完善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网络建设，推进多元养老政策的融合；建立长效的财政支持机制，给予稳定性补贴、地区间分类补贴和一定的资金激励。自主治理论指出，以“自治”为核心的农村互助养老是其发展的精髓，主张建构“自治基础上的合作治理体制”，激发老年人自主组织的治理活力，并强调充分利用乡村精英的引领带动作用，以“榜样带头”促成全体村民的公共行动。观念培育论强调，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村民对村庄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体悟，主张在公共层面重新塑造村民的思想认知，激活其参与积极性。多元协同论提出，应扩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主体范围，引导年轻群体承担志愿服务，并积极拓展互助资源，推动实现多主体、代际式互助。

综上，现有研究为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研究或是从宏观角度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价值定位、发展战略等进行顶层设计，或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民的参与意愿、老人的现实需求、乡村精英的治理方法等，却较少系统分析农村社会的关系结构、制度文化、行为方式对互助养老绩效的影响。二是从研究路径上看，现有研究或是侧重于借鉴国外的概念工具、理论观点和经验做法，缺乏对国内实际情况的考量，可操作性不佳；或是简单概括国内的实践经验、运作模式等，却较少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运作机制、实现逻辑进行深入探析，不利于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持续发展。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不少研究在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路径时，忽视了对村民参与意愿的现实差异、农民主体的动员位序、治理工具的使用次序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实现的递进逻辑。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影响村民持续性参与的关键因素，运用“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探寻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递进逻辑和运作机理，推动农村地区老龄社会的治理。

一、“差序整合”：基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

为深刻解读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农村互助养老，发现其影响因素，总结其作用机理和实现机制，本研究聚焦农民在互助养老中的行为表现，采用“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建构出“差序整合”的分析概念，并探寻出其实践样态。

（一）分析框架：“关系—制度”

“制度—行为”和“关系—行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其一，“制度—行为”是政治学科中的经典分析范式，注重研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等制度要素对农民行为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制度—行为”范式研究的开拓者，认为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们相互交往中的冲突问题而设计的行为规则，并强调个体的“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他在分析法德农民的生存状态和革命行为时，指出农民是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的受剥削者。詹姆斯•斯科特认为东南亚传统小农在日常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人人都有维持生计这一基本权利的伦理道德，以及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规则，并进一步形塑着他们的行为方式。黄宗智概括了传统中国小农的三种不同面貌，其中之一即为受社会制度剥削的耕作者。面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徐勇、刘金海等国内学者沿袭“制度—行为”的分析范式，提出并阐释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认为农民行为既深受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其二，“关系—行为”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分析范式，其强调农民日常行为的关系取向。梁漱溟针对中国社会结构，提出了有别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本位”的群己观理论。费孝通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特点概括为“差序格局”，认为农民间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处事方式和交往规则。杜赞奇在“权力文化网络”中指出，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行为方式，是国家施展权力和权威的重要基础。综上，制度和关系作为影响农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均可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分析维度。

鉴于“制度—行为”分析法常忽视社会基础和治理情景，易引发制度决定论的风险；“关系—行为”分析法过分看重关系的影响力，忽略了党和国家等治理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易陷入关系决定论的桎梏。因此，本文充分结合“制度—行为”和“关系—行为”两种研究范式，析出影响农民行为的关键性要素，即“关系”与“制度”，建构了“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以探索促成农民互助养老行为的运作机理和实现逻辑。其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关系包括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缘关系、政缘关系等。

（二）概念提出：“差序整合”

本文所建构的“差序整合”概念，是以“关系—制度”为分析框架，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描述，即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轴，呈现出亲疏远近的不同样态。他将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关系的过程，比喻为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关系越推越远、越淡薄。费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村落共同体成员是依据个体间的差序关系行事，并据此建立了具有差序性的伦理规则体系，形塑了“差等之爱”的互动方式。梁漱溟的伦理观也是在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中建立的，强调个体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可见，乡土社会的行为规则是以人我关系为基础，在不同属性的关系场域中遵循不同的伦理规范、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的规范体系，具有“特殊主义”倾向。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本文将基层党组织通过整合各类社会关系、制度规则、行为主体，实现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过程称之为“差序整合”。“差序整合”是指基层党组织在遵循乡土伦理规范的基础上，依据村民社会关系的差等之序，建立互助养老规范体系，并依次动员贫困老人的亲友、邻里、同乡等为其提供养老服务，实现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养老资源的全面整合，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这一概念具有立体性和动态性：“差”涉及乡土社会中多个主体之间横向关系的亲疏差别，以及党政力量在科层体系中纵向关系的层级差别；“序”既指动员不同类型的村民参与互助行动的次第位序，又指实施不同性质的制度的先后次序；“整合”则包括亲缘、地缘、事缘等社会关系的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整合，以及党政力量、社会组织、地方企业、村民等行为主体的整合。在“差序整合”中，党建引领是重要前提，差序关系是场域环境，互惠互利是核心动力，递进式推动是治理步骤。一般而言，“差序整合”离不开强大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广泛认同的制度体系、稳定长续的互惠网络和协同一致的行动主体。

就“差序整合”的作用逻辑来看，其实现过程如下：一是以党建引领乡村整合。基层党组织依托党的组织体系，充分吸纳党政力量、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并通过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强化其承接外部下乡资源、整合村庄内部资源的能力。二是以整合促进动员。基层党组织通过有效整合政策、资金、技术、人力等治理资源，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推进群众动员工作的高效开展。三是以动员推动合作。为激活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基层干部依托村民间的亲缘、地缘、政缘、事缘关系，通过情感召唤、情理劝说、利益许诺的动员方式，有效组织村民结对帮扶，提高村民在互助养老中的合作水平。四是以合作达致互惠。通过频繁的合作互动，村民逐渐建立了信任感，重塑了村庄互助格局，促成了多元行动主体互惠共生的良好局面。

（三）类型分析：差序整合的四种样态

在“关系—制度”分析框架下，根据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不同的关系程度和制度水平，将差序整合的实践样态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见图1）：

类型一：多元联动。基于较强的关系程度和较高的制度水平，形成多元联动型差序整合样态，达致理想状态。在此类型中，村民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友好，情感基础也较稳固，而且存有相互帮扶的伦理责任意识。同时，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引领力，既注重应用正式制度的激励和规制作用，又充分激活了非正式制度的规引和约束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农民形成了协同合作的良好态势，展现出“干部带领农民一起奋进”的生动画面，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类型二：行政施压。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高的制度水平，形成行政施压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类型中，村民之间缺乏联结纽带和情感基础，社会关系结构松散，互助意识淡漠。即使基层党组织通过各类政策引导，依然很难激活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类型三：主体缺位。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低的制度水平，形成主体缺位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类型中，村民缺乏互助的公共精神，原子化趋势严重。同时，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既没有对村民进行统筹管理和教育引导，也未能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呈现出“上面不问，下面不管”的尴尬局面。

类型四：零散参与。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低的制度水平，形成零散参与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类型中，虽然村民之间的互助关系较紧密，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十分有限，既无力为农村互助养老事业提供有效的规划和指导，也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激励措施，导致农民的互助行动过于自决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范化、长效化的互助养老体系。“干部漠不关心，农民自愿行动”就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二、“五养八延伸”：河南省W县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表达

为解决困难群众的养老问题，河南省W县针对贫困兜底户，按照一户一策、精准定制的原则，建立了“五养八延伸”的工作机制。“五养”即集中医养、亲情赡养、邻里联养、慈善供养、包帮助养，分别由县级医养中心、近亲属、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村级慈善幸福院、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托养；“八延伸”即对于已签订亲情赡养、邻里联养、包帮助养协议的包帮责任人及其家庭，可享受公益岗位、培训就业、金融贷款、创业发展、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八项延伸服务。W县自2020年推进互助养老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将贫困兜底户全部纳入“五养”，落实八项延伸服务政策894条。先后蝉联四届中华慈善奖，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等荣誉称号。结合团队近两年在W县调研收集的经验材料，可以看到差序整合在河南省W县的实践表达（见表1），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系的差序整合。为充分发挥村民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主体作用，W县立足乡土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按照差等之序率先鼓励与贫困兜底户有亲缘关系的近亲属进行赡养；针对生活困难、无近亲属赡养，但有邻里朋友托养的贫困兜底户，经村两委组织领导，双方按照自愿原则签订联养协议，实施邻里联养；对于有赡养需求、但无人愿意赡养的贫困兜底户，由村级慈善幸福院通过慈善供养实施兜底服务。总之，基层党组织在开展群众动员过程中，是依据贫困老人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大体遵循“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缘关系”的差序递进逻辑，建立了组织化的互助网络。

第二，制度的差序整合。为强化村民对互助养老合法性的认同，基层党组织构建了包括正式制度、村规民约和伦理道德在内的制度体系。其一，嵌入政策规定，建立行政合法性认同。为推进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运营，W县先后出台了《W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W县建立贫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等，为互助养老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指导，建立了行政合法性。其二，重塑村规民约，建立民意合法性认同。在乡村社会互助式微的情形下，W县积极发掘农村互助养老的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乡土互助惯习，倡导邻里友爱、团结友善、守望相助的新风尚。其三，融通伦理道德，建立道义合法性认同。W县通过组织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发挥伦理道德的影响力，构建孝老互助的良好氛围，形成道义合法性认同。简言之，基层党组织在落实政策时，大体遵循“政策规定→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的差序递进逻辑，逐渐带动村民思想认识的转变。

第三，行为的差序整合。村民联动参与的局面得益于县、乡、村三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统筹组织，以及村庄共同体中内生的组织基础。“五养八延伸”政策下乡后，多数村民持观望态度，抱有“随大流”的心理。对此，基层干部积极摸查贫困兜底户的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的帮扶意愿，并根据帮扶人的需求，结合八项延伸服务政策予以精准扶持，减轻其帮扶压力，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随着一批有爱心、有觉悟村民的先行签约，当地互助养老氛围日渐浓厚，带动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可概括为“党员干部→积极村民→观望村民→消极村民”的差序行动路径。总之，在党组织的精准激励和有效整合下，W县有效激活了村民的主体性，形成了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生动局面。

三、“差序整合”：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四大机制分析

在W县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中，“差序整合”基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制度嵌入机制、关系整合机制、行动激励机制和多方问责机制，规引村民认知、协同多元主体、提高参与水平、保证责任践履，成为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步骤、关键环节、动力源泉和重要保障。

（一）制度嵌入：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规引机制

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制度嵌入，是“差序整合”的规引机制，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规引制度。依据社会空间理论，空间可以细分为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面对村民对互助养老的消极态度，W县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引导作用，以正式制度嵌入村民所处的实践行动空间、社会情感空间和道德文化空间，推动村民对互助养老政策形成认同，成为“差序整合”的首要步骤。

首先，嵌入实践空间，建构行动认同。W.R.斯科特认为：“合法性反映一种与相关规定、法律或规范价值相一致的状态。”基层党组织通过政策宣导将正式制度规定嵌入村民实践空间，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落地创造了条件。为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基层干部通过上门解读、印发宣传单、发放明白卡等方式，积极向群众细致讲解“五养八延伸”的实施方案，力图用政策福利打动村民，减轻村民对托养负担的顾虑。同时，基层干部依据政策规定及时兑现承诺，赢得村民的好感与信赖，建构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行动认同。

其次，嵌入社会空间，激活情感效能。囿于私人关系的紧密程度对村民参与互助养老态度的显著影响，正式制度还需进一步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以充分利用关系纽带的情感联结功能，更有效地刺激农民主体参与。在村民漠视村庄公益性事务的背景下，W县从规划设计到运作执行的各个环节，都积极遵循乡土逻辑，利用村民间天然联结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趣缘关系，激发村民帮扶身边弱势老人的积极性。在W县507份五养协议中，亲友、邻里的托养协议占比高达84.6%，成为乡村互助养老的主力军。可见，正式制度只有嵌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才能有效激活社会情感的治理效能，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体系夯实情感基础。

最后，嵌入文化空间，塑强道德意识。制度是一套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关联性的规则体系，能够有效规范行为者的角色和行动。在原有认知中，村民将养老视为个人私领域的事宜，不认可社会化养老。为有效调适村民的思想观念，基层党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积极推动正式制度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约礼俗相结合，通过舆论评价和正式评选活动，实现正式规则的社会性认证，以及非正式制度治理效能的激活。总之，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引导下，农村逐渐形成了发展互助养老的公共氛围。

（二）关系整合：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协同机制

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关系整合，是“差序整合”的协同机制，为协同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筑牢了关系基础。随着农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趋于松散，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着合作生产困境。对此，W县积极营建政企互惠、村级互惠和个体互惠关系，构筑互利共生网络，为促成农民主体的行动实践整合多方力量，成为“差序整合”的关键环节。

第一，构建村企互利关系，吸纳外部资源力量。为补齐农村互助养老资源短板，W县专门设立了三级慈善平台，即村级慈善工作站、乡级慈善分会、县级慈善协会，积极鼓励爱心企业帮扶慈善幸福院。目前，由爱心企业支持的慈善幸福院已达18所。同时，为鼓励村企结对帮扶，W县在“万企兴万村”活动中，积极向爱心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并用爱心人士的名字命名慈善幸福院等。在农村互助养老中，企业不但获得了政策扶持，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口碑和信誉，这成为其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关键动力。对于乡村而言，经营主体的加入，为其互助养老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资助，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动力源。

第二，构建村级互惠关系，营建村庄公共氛围。利益贯穿于村民公共活动的始终，是村民政治行为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的根源。W县的村级慈善幸福院探索形成了具有乡土特色的“众筹养老”服务，老人每月只需支付百元左右的费用，就可以在家门口享有生活照料、就餐送餐、日间休息、文娱消遣等服务。这既遵循了乡村社会“安土重迁”的传统惯例，又能满足村民“有利有惠”的利益需求和“穷家难舍”的情感诉求，也符合农村的实际运营水平。同时，部分村级慈善幸福院还面向留守儿童，提供生活照管服务，探索形成了“养老 管小”的村级公共服务模式。总体来看，村级慈善幸福院通过“共建共享”“老人互助”“以老带小”的方式实现了村域范围内的互利互惠，推动了村庄互助养老氛围的营建。

第三，构建个体互惠关系，动员农民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交换理念。“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蕴藏着计算利害得失的理性考量，只有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双方相互需要的资源时，社会活动才能够产生。因此，农村互助养老的成功运作，需要遵循社会成员交往的微观行为逻辑，确保交往双方互惠互利。W县在托养协议中规定托养家庭需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亡故后的安葬事宜等负责，并承担被托养人的全部生活费用。被托养人亡故后，其存款、农田、宅基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等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转移至托养家庭。也就是说，被托养人的交换资源是财产、情感及政府的支持政策等，托养家庭的交换资源是关爱和服务。基层党组织引领构建的互需互补、互惠互利的机制为双方交换活动提供了契机，是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有效协调托养人和被托养人之间的资源配比情况，满足双方的利益需求，是实现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行动激励：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动力机制

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行动激励，是“差序整合”的动力机制，为农民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注入了行动动力。在乡村社会关系离散化的情况下，为破解公共行动困境，W县精准研判村民的利益诉求，通过经济利益、服务资源和声誉面子激励机制，促成了农民主体的实践行动，成为“差序整合”的动力源泉。

一是经济利益激励。利益是影响村民公共行动效率的关键变量，有强烈利益关联的公共行动才更容易产生并成功。在同情心理、道德自觉的驱动下，村民帮扶贫困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种日常帮扶行为属于自发性、随机性的个体行动，还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长续化的互助体系。为厘定托养双方的权责关系，W县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托养协议书，以制度化的形式明晰了托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助力了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运作，推动了村落情感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二是服务资源激励。目前，推进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主要障碍是托养人难以获得等额回报c。基于此，W县精准对接村民的实际需求，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资源，不但为托养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带薪培训、创业扶持、贷款帮扶、医疗服务等，而且为其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帮助农村托养家庭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这种补偿回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起到了利益调节的作用，激发了村民参与的主动性。

三是声誉面子激励。在熟人社会中，名声和口碑被视为一种社区性货币，决定着农民在劳作生产、红白喜事等方面是否能获得他人的扶持，甚至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社交和婚恋。因此，相较于物质激励，声誉面子激励更能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W县通过县民政局牵头，联合宣传部门开展“孝亲敬老”评比活动，推选出“最美家庭”，并颁发“孝亲敬老”荣誉证书。同时，利用媒体力量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宣传报道，给予托养家庭声誉方面的回报。这一机制不仅让贫困老人生活有质量、兜底有保障、幸福有依靠，也让托养家庭享荣誉、得实惠、获支持，从而筑牢了贫困兜底户的保障网。总之，在公共服务回馈、货币补偿、声誉反馈等激励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得以有效激活，为其持续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注入了长效动力。

（四）多方问责：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保障机制

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多方问责，是“差序整合”的保障机制，成为全面激活农村内生力量的重要保障。W县所构筑的立体化的问责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问责主体的优势，避免分散无序问责，保障了农民主体实践行动的长效性，为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和持续化运作夯实了基础。

一方面，建构多主体问责的领导机制。建构协同问责的领导机制是开展规范化问责的重要前提。为保证问责的规范性和系统性，W县通过明晰问责主体、创新考核办法和落细评价内容，统筹构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问责体系。在W县扶贫办的牵头抓总下，县文明办和创建办建立了完善的“五养八延伸”评比机制。通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邀请被托养人、社会力量、帮扶单位和媒体，进行日常督查、定期督查、专项督查、跟踪督查、暗访督查等多种形式的监督考察。并根据托养协议的相关规定，将家庭卫生、生活质量、精神面貌等列为考评的重点指标。协同问责领导机制的建构，能够为各类问责主体提供方向指南，助力问责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建构多主体问责的监督机制。持续开展监督检查，能够有效规范托养家庭的托养行为，不断提高农村互助养老水平。其一，被托养人作为托养服务的直接承受者，是最重要的考评主体，有权利决定终止托养协议。其二，积极发挥被托养人“身边人”的社会监督作用，要求各村组织村组干部、街坊邻居、五老人员等，定期、不定期深入到贫困兜底户家中，对托养情况进行监督。其三，充分发挥正式力量的监督作用，由县直帮扶单位统筹组织驻村工作队，通过周二蹲点日探访和日常交流等方式，及时了解老人近况。其四，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站、自媒体等途径，广泛收集社会反映情况。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由有关职能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考核不佳的托养家庭，将取消其享受延伸服务政策的资格，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问题收集和交办机制。简言之，建构协同问责的监督机制，能够保障农村互助养老规范运作。

四、逻辑契合：差序整合的路径启示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探寻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运作机理，具有重要价值。为深入揭示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机理，本研究立足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在实证考察河南省W县党组织引领农村养老治理的基础上，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运作，在于基层党组织借助制度嵌入、关系互惠、行动激励、多方问责机制，差序化推动了各类规约制度、社会关系和行为主体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而差序整合的实现，在于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蕴含着组织统筹、场域适应和利益激活逻辑。即通过党组织引领下的规范化治理、乡土场域下的嵌入式融合、利益导向下的共赢式参与，促进了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发展。

（一）组织统筹：基于党建引领的规范化治理

差序整合的首要前提是基于党建引领的规范化治理，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组织统筹。从国家向度上看,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目标是宣传和执行党在基层治理中的路线、方针和战略规划,并为基层治理确定清晰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方向引领与规范指导。基层党组织应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有效统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农民的现实需求，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发展中。同时，基层党组织应积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健全的规章制度推进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运作，为推进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政治保障。

（二）场域适应：基于乡土场域的嵌入式融合

差序整合的关键所在是基于乡土场域的嵌入式融合，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场域适应。情境理论强调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情境条件三者的关系。其中，情境结构包括关系网络、制度环境与文化观念等。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农村互助养老的顺利实现需要外部治理力量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的物理空间，并在干群互动中，逐步与乡土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非正式制度环境与乡土社会文化观念等相融合，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农民主体等协同参与。

（三）利益激活：基于利益导向的共赢式参与

差序整合的长续动力是基于利益导向的共赢式参与，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利益激活。理性主义认为，共同利益是促成共同行动的重要途径。囿于基层政府、经营主体、村民，对绩效目标、市场形象和服务质量的不同利益诉求，基层党组织应积极探寻其间共同利益，在农村互助养老的治理实践中搭建合作平台，强化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各类参与主体的优势，实现多种关系聚合、多元主体聚力和多方资源整合，从而打造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