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村级组织难以有效动员乡村社会等困境，成为亟需破解的现实问题。在乡村社会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税的取消，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居民的经济理性逐步超越公共理性，在个人权利意识明显增强的同时，责任和义务担当意识淡化，对村庄集体事务缺乏关注和参与热情，在治理决策、监督和实施过程中参与度不足。由此导致村级组织动员和组织能力不足，形成了“干部干，村民看”的乡村治理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数字技术和积分制相结合形成的数字化积分制，被认为在解决乡村内生治理能力弱化、村庄凝聚力下降和基层政府“悬浮”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2020年7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实践证明积分制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难点问题，并随文印发了8个典型案例。其中，上海市奉贤区和浙江省平湖市将积分制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积分制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透明化管理。随着实践的推进，积分制、数字化等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得到了国家认可，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都提到推广积分制、数字化等典型做法，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随后，国家对利用积分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进行了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乡村治理中完善推广积分制、数字化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在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中，数字化积分制是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其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于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制度驱动视角。学者指出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决定治理效能。在乡村治理单元，农民民主协商制度及其实践形式一事一议、村民说事、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的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制度、干部驻村制度、积分制、清单制等，都能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和推动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二是数字技术驱动视角。随着数字技术引入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作为技术工具和载体发挥了衔接数字治理目标及制度规范与社会现实的作用，形成的数字治理范式推动了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提升了乡村治理的能力和绩效。同时，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实践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共同在场”，重塑了乡村治理的参与结构，而农民的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数字技术通过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的创新，以及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驱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三是治理结构优化视角。治理结构是治理场域中各种关系制度化的结果，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涉及不同治理主体在治理场域中位置、比例、排列次序及结合方式的调试和重新稳定化。在乡村治理场景的研究中，自源性和外源性基层治理主体相结合的治理（权力）结构，以及对党政科层组织内部条块关系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塑，都能通过优化政府组织管理模式和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行动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目前影响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问题是乡村治理的行政化不断增强而内生的自治力量不足，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村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建立和完善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以上三个视角分析了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制度驱动和数字技术驱动分别关注正式制度的制定、执行以及技术的作用，但二者在实践中的协同作用，以及二者如何共同影响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村民的内在动机以及行为习惯等都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另外，治理结构优化视角关注多元主体间关系的调整，但对于如何通过制度和技术的结合来激发村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热情缺乏深入探讨。综合而言，这些视角关注了单一因素和单一维度变化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但难以全面把握数字化积分制作为一种综合性治理工具的复杂作用机制。目前有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通过建立积分制激励的数学模型来分析积分制和数字技术可能发挥的作用机制，但仍缺乏对数字化积分制背后作用渠道的学理化总结和阐释。

近些年来，有研究从公共性视角分析了我国乡村治理中农民公共精神缺失、公共参与能力弱化以及公共参与程度低等的问题，并提出要重建乡村公共性。公共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最初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用来塑造权力和制度合法性的相关政治思想，并在近代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分别对公共领域的理论分析、罗尔斯对民主社会中正义及公共理性理念的论述以及李普曼对公共哲学的解读等相关讨论中，丰富和深化了其理论内涵。在当前研究中，公共性以公私关系为分析主题，它是对多元社会中符合整个社会利益和社会理想的正义的一种状态表述，即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多元、差异、矛盾的诸多主体在参与互动中，实现公共领域的正义。同时，公共性也一种判断标准，“公共”意指规范国家公共权力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害都得以实现的特殊领域，而“公共性”是关于公共的形式性特征，可以用来衡量现代化中的权力是不是合法或正当。因此，公共性强调公私互动中的参与机制和公众基于该机制自愿参与公共活动和塑造公共空间的过程，认为在这种参与中达成的“公意”才具有公共性。而从公共性概念的时空适用性来讲，公共性适用于各种场域和各个共同体，它的本质是共同体协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和“去公共化”的趋势，乡村公共性趋于消解，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力量的缺失和乡村治理整体能力的弱化。乡村公共性是相对于村民个人及其家庭所代表的“私域”而言的，它能够以社会关系联结、利益联结和情感共融建立公私联结的纽带，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以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实现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平衡和谐状态。综合而言，乡村治理中公共性的内涵体现在以下方面：在治理目标上，它是指维护和实现乡村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物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治理主体及治理机制上，它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等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按照一定的公共参与机制围绕乡村公共事务开展讨论、达成共识和进行集体行动，实现私人领域的“私”向公共领域的“公”的转化；在治理客体上，它是指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格局；在治理价值取向上，它体现为对公开、公平、民主、自由等公共价值的追求。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则意味着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与协同行动的重建。在乡村社会，只有重建乡村公共性，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协调，基层治理才能有效。而数字化积分制则是通过采用微信小程序、微信群等简便易行的数字化技术，对民众日常行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进行量化记录评定，根据分值给予相应激励和约束，通过调动村民行为的内在动机引导村民关心和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以实现有效治理。由此，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可以作为观察数字化积分制发挥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的一个理论视角。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以广东佛冈县为个案，从公共性再生产视角呈现数字化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治理工具引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解释框架。

二、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案例选择

佛冈县位于广东省中部，下辖6个镇，共有常住人口31.55万，城市化率为43.36%，远低于广东省同期的74.79%。佛冈县的经济基础一般，在全省57个县中，土地面积、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排46-49名之间，GDP处于35名的中游位置。如表1所示，佛冈县农村人口外流现象较为突出，除了石角镇为县城所在地存在虹吸效应外，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外流比率较高，且具有老龄化社会特征。在常住人口中，有17.87万人居住在乡村地区，乡村地区15-64岁人口约为11.56万。面对一系列限制条件，佛冈县致力于通过乡村治理创新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2019年，佛冈县的汤塘镇和迳头镇试点积分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22年5月，佛冈县开始在全县6个镇推广实施积分制，并在各镇开发运行的积分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启用了全县通用的积分制小程序，实现了对积分制的可视化管理。截止2023年12月底，佛冈县已开通积分账户10412个，发动了52800余人党员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中村级组织的组织动员力不强，村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的问题，乡村人居环境和精神面貌明显改观。

佛冈县案例的代表性在于，作为一个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较为普通的县级单位，佛冈县的客观条件在我国县域单位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但它通过因地制宜地探索了旨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数字化积分制实践模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实践的主要特点为多样化数字技术支撑下积分方案的灵活性、针对性。由于不同村庄面临的治理“痛点”、“堵点”不尽相同，佛冈县在提供参考标准的基础上，鼓励各个镇村根据乡村治理重、难点制定贴近村民生活的积分项目，形成了“积分制 四小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积分制 门前三包”、“积分制 美丽庭院”、“积分制 志愿服务”等实践模式，并在运行中结合实际辅以微信小程序、积分管理系统、微信群、网格化APP等技术手段。对于分值权重以及积分计分、兑换的周期和兑换方式，各个村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灵活制定，从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积分制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另外，鉴于资金有限，在积分激励方面轻物质奖励，以金额较小且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洗洁精、卫生纸、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为主，并较为注重以精神方面的荣誉感以及提供服务和政策优待等激励村民，保证了数字化积分制实践的可持续性。

（二）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数据的可信度，本文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实践的数据资料，以求从不同角度认知其真实状况。研究数据资料来自三个方面：（1）参与式观察。作者前后10余次深入佛冈县乡村地区进行走访观察，对佛冈县积分制及数字治理情况具有深入了解。（2）深度访谈。2023年5月至2024年1月，作者对佛冈县政府及镇村负责积分制的主管和分管领导、实施负责人、参与人以及村民等30余人进行了多轮半结构化访谈。（3）二手资料。作者收集了佛冈县实施积分制和数字乡村的相关政策文件、工作报告等内部文件，以及政府官网和网络媒体报道等。

三、公共性消解：佛冈县乡村治理效能难以提升的障碍

我国乡村的公共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形态和特点，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家族关联式公共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的行政关联式的公共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强大渗透的国家权力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和组织权威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村庄公共性趋于解体。在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公共性的消解成为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巨大障碍。

在佛冈县，乡村公共性消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难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缺位。在佛冈县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中，“干部埋头干，村民站着看”成为普遍现象，乡村治理关系演变成为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等对农民和村庄的治理，村民更多地成为被治理对象和旁观者。

（2）村级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佛冈县村级组织普遍反映的状况是，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难以凝聚、联结和动员个体化的农民。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联性较弱，由于缺乏利益联结点和耦合驱动力，村级组织对农民的组织感召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较为有限，形成了乡村社会的“弱治理”局面。

“村干部人手有限，村里有一些集体活动就需要招募志愿者，但在微信群里发了通知，村民没有一人响应。我们直接叫一些村民参与还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埋怨为啥不叫别人去。花钱招募志愿者，次数多了我们村里也出不起这个钱。所以这个一直是让我最头痛的事情”（迳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0811-JGC-LZM8）。

（3）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维护效益低。为了高标准地完成人居环境整治任务以应对来自省、市的各种绩效考核，在农户难以有效组织和动员的情形下，佛冈县的乡镇及行政村不得不花费较多资金聘请专业环卫人员进行人居环境的整治和维护。但由于上级考核的时间时有变动，且有时会随机下乡，村庄的清洁工作经常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另外，佛冈县乡村人居环境的日常管护也面临较大挑战。由于公共意识和集体观念的缺乏，村民散养鸡鸭、乱倒垃圾、乱堆杂物、乱泼脏水等行为经常发生，导致清洁工的工作成效难以有效维持。同时，尽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四小园”，由于后续缺乏充足的资金管护和村民的积极参与，项目在几个月后出现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等问题，成为让村两委干部面临的棘手的治理难题。

四、公共性再生产：佛冈县以数字化积分制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突破点

为了解决乡村治理难题，佛冈县自2019年开始探索实施积分制，2022年5月在全县推广（见表2）。在实践中，佛冈县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支撑积分制的运行和管理：一方面通过技术赋能机制提升了积分制工作的精准性和运作效率，即通过微信群、微信小程序及APP等技术工具实时传递村民行为及其效果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利用积分管理系统或小程序进行积分管理，实现了积分运行管理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赋权机制显著降低了村民和村干部参与积分制的成本，即在申报积分时，村民可以将自己的符合积分要求的行为拍照或拍小视频发到微信群、微信小程序、APP等提出申请，村干部、网格员可以直接进行核验，或者通过视频电话进行“现场直播”核验。

公共性在内部结构上是价值内涵、技术内涵和形式理性的复合体系，价值和技术共同构筑了公共性的内容基础，形式是价值和技术共同塑造的结果。因此，佛冈县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实践可以从乡村公共性的价值建构、技术建构和形式塑造层面分析。为了有效激励村民参与，佛冈县建立了积分制的激励机制（见表3），并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在价值、技术和形式层面实现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一）公共性的价值建构：数字化积分制推进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空间的重塑

乡村公共性的价值实质体现了人们基于理性对乡村理想生产和生活状态的追求，即通过维护和增进乡村的公共利益建立共同体归属。从价值构建角度来看，基于公域的公共空间和基于公利的公共精神的互依是乡村公共性的新时代内涵，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以及乡村公共性建设的核心是从价值取向上着力培育乡村公共精神，以及从空间跨度上着力拓展乡村公共空间。

1.数字化积分制重建村民的公共精神

乡村公共精神是村民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中，在观念上积极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以及在行动上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实践导向，主要体现为村民对乡村公共利益的认同和维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实现村民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共赢。佛冈县通过积分制把乡村公共事务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的具体指标，结合数字技术的便利性、透明化特点，重建了干群之间的信任和协作关系，引导村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在村民的协作中重建了乡村公共精神。

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的多重激励机制及“线上 线下”双公示做法，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关心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物质激励基于村民的“理性经济人”特点引导村民关心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我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打扫我自己家门口的卫生都能得到积分，然后我用这些积分免费换了洗洁精和食用油，这活动真好！”（龙山镇村民访谈记录，20230505-HSC-YM）。

服务激励以村民可以免费享受生产和生活服务、或优先享受公共服务等利益，驱动村民关心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精神激励则利用村民对荣誉感的追求，通过积分排名、荣誉奖励等引导和激励村民通过正式秩序竞争性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佛冈县的积分兑换活动，会通过隆重的仪式召开表彰大会、颁发奖品和奖状以表彰先进个人，并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及村委会张榜公示，激发村民进行“面子竞争”。如水头镇会为积分排名靠前的家庭和个人颁发“星级文明户”红旗、“正能量红人”荣誉证书，激发了村民的积极参与。

“星级文明户的评选让我们都注意自家门口和后院的卫生情况，现在村子里的环境大变样！有的村民还会主动去问镇村干部如何改善环境卫生，并按要求去做，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积分评星”（水头镇村民访谈记录，20230526-WTC-ZS）

数字化积分制实施中的动员、劝导机制及社群效应让村民逐渐突破了乡村价值观念紊乱和行为规范缺失的局限，引导村民形成了遵守公共规则的价值观念，也形成了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在乡村社会中，乡村人居环境应该按照何种标准如何整治和维护，村民普遍缺乏了解意愿和参与动力，这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人居环境改善的主要障碍。佛冈县在数字化积分制实施过程中，村干部、网格员等每月不定期上门检查村民环境卫生状况，通过积分的形式对村民的积极行为进行肯定，并对村民不符合要求的行为进行劝导，必要时还会为村民提供维护环境所需要的设施。通过“劝导 设施保障 积分激励”，村民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环卫意识和习惯。

“实施积分制以前村民都不听我们劝告，现在村民主动来村委问我们杂物能不能放门口”（迳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0811-JGC-LZM）。

迳头镇以积分制提升“美丽庭院”创建水平行动提出了人美、院美、室美、厨厕美、村庄美的“五美”标准，并通过积分细则的设计和实施引导村民认识美、维护美、传播美。同时，由于社群效应的存在，村民看到邻居熟人等在线上、线下空间积极申报积分并获得奖励的现象，更易引发他们的模仿，推动村民突破“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思维观念，转变为关心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如西坑围村村民欧某的积分一直处在村里的榜首，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积分制的参与人从最初的10人增加到100多人。

“实施积分制后，镇里的卫生环境更好了，党员群众们都争着做好事，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村民们配合村里工作的积极性也更高了”（迳头镇社区干部访谈记录，20230817-SQ-ZZS）。

2.数字化积分制再造乡村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各类关联主体按照农村社会人际交往规则进行社会活动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它是乡村公共性得以实现的公共场域，也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实现对接和共赢的空间载体。在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村转型的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流失制约着其功能的发挥，并对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

佛冈县通过积分制实践再造了乡村的公共空间，实现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对于农户住宅门前屋后、村庄巷道等公共空间，它们位于与农户私人空间的交叉地带或交接处，但农户的个人行为和习惯对这部分公共空间的品质好坏有着直接影响。在实施积分制之前，由于缺乏村民的参与，这部分公共空间成为了政府为了完成乡村振兴考核任务而主导建设和维护的空间。如表4所示，佛冈县通过“积分制 门前三包”、“积分制 四小园管护”、“积分制 畜禽圈养”、“积分制 美丽庭院”等将相关事项纳入积分制管理，激发了村民主动认领相关责任，积极参与到这部分公共空间的日常环境维护和美化中，使公共空间重新回归了集体参与、共同维护与经营的局面。如汤塘村的“积分制 门前三包”吸引了2000多户村民主动认领。大村村打造的120多个“四小园”都有了村民主动认领为其管护主人。井冈村通过“积分制 禽畜集中圈养”使村民逐渐养成集中圈养禽畜的习惯，保证了村内巷道的干净整洁。楼下村开展的“积分制 最美庭院”，只执行三个月就吸引了6户主动修整外墙，12户报名参加。

佛冈县也通过制度设计将党员争优、网格化、信息化和志愿服务等与积分制相结合，引导党员、网格员和村民等积极参与到各类公共事务中，推进了乡村公共空间的拓展。“积分制 党建”通过设置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流动党员回乡报到、加入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等党员争优类积分事项，引导党员家庭积极参与积分制，如迳头镇已实现100%的党员户开通积分账户。“积分制 网格化”将村（社区）网格员纳入积分制评分小组成员，网格员可以通过网格化APP或小程序接收村民申报积分事项，也可以将需要村民配合的重点任务按照规定程序提议增加为积分事项，并在通过后在微信群发布通知。如在清明节前后，迳头镇井冈村吸纳了村网格员的建议，将村民参与森林防火巡查、劝导入山禁火的表现纳入积分，成功吸引了村民参与到这一行动中。“积分制 志愿服务”则调动了村民积极参与关爱弱势群体、宣传反诈APP、创文创卫等乡村治理领域中，也通过为村里参与志愿服务的村民积分，有效激励了村民和青少年加入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

随着积分制的推行，积分制相关活动已融入乡村生产生活场景中，成为镇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沟通交流的公共议题，也成为村民走出私人领域走入乡村公共领域的重要渠道。从积分制的宣传、积分细则的制定、积分的计分，到每个月或每个季度积分的集中兑换活动，再到积分实施的意见反馈，佛冈县实现了村民的全过程参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增进了镇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沟通、互动和信任，以及村民之间的讨论、交流和合作。为了推进乡村发展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佛冈县也会以积分制为工作抓手来定期举办引导村民了解和积极参与乡村发展议题的游园会活动，如2023年7月与12月分别在迳头镇的龙岗村和楼下村举办了“幸福积分”游园会活动和积分集中兑换活动。游园会活动会通过提供义剪、量血压、肩颈推拿等健康保健服务的形式吸引村民参与，并对村民的签到、开通积分账户、加入微信群、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等行为给予积分。活动开展过程中，村干部会现场讲解乡村近期重要发展议题和乡村发展规划，并与村民展开讨论，动员引导村民通过积分制形式积极参与乡村各项建设工作。同时，现场进行积分集中兑换活动，以村民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吸引更多村民参与积分制和村内公共事务。

（二）公共性的技术建构：数字化积分制建立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关系

技术是公共性价值落地于实践的途径，也是公共性价值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佛冈县以积分制为纽带，在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与联动，重构了乡村公共性价值的技术实现路径（见表5）。其中，佛冈县与爱心商家签约推出的消费礼遇计划，支持累计积分20分以上的家庭在签约爱心商户享受消费折扣或免费服务。佛冈县委组织部与农商银行协商推出的金融产品“正能量积分贷”，由银行根据积分核定贷款额度，不用任何抵押和担保，并在贷款利息上给予优惠，从而将具有资金需求的返乡创业人员、农村致富能手、“归雁”大学生等调动起来。

在佛冈县，依托小程序、微信群等突破时空限制的数字网络和积分制这一有效抓手，围绕乡村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村民、青少年、社工组织等社会主体和超市、爱心商家、银行等市场主体，与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基于权利、责任和利益平衡原则建立起了互信、互助、合作的关系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格局，实现了乡村中人、事、组织及村外资源和力量的有机结合。

“通过积分制，我们跟村民之间有很多交流。除了积分兑换等活动，我们会定期召集村民讨论相关话题，也会在微信群跟村民们交流讨论，如四小园建设如何改造提升，并让做得好的村民分享经验。我们也会根据他们反馈的诉求创新积分兑换内容，如给参与四小园维护的村民兑换有机肥、种子等，给参与门前三包的村民兑换垃圾桶、晾衣架等”（迳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40117-LXC-CSF）

“有了积分制以后，村社工站活动、啄木鸟志愿活动、巾帼系列活动等，村民和青少年都积极参与。村民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登记志愿服务时长，年纪大不会用手机的村民，社工会给他们在志愿平台登记，他们村据此给他们积分”（佛冈县工作人员访谈记录，20240117-MZJ-ZZH）

“参加志愿服务的村民可以免费来领矿泉水，我们也可以给积分多的村民免费贴手机膜、提供消费折扣等。参加消费礼遇活动政府可以给我们授牌，帮我们免费进行多渠道正面宣传，还指定全镇积分村民来这里消费，我很支持这一活动”（迳头镇爱心商家访谈记录，20240117-BLD-ZJH）

“‘正能量积分贷’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放贷任务，也能够在正常开展业务中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已经为三个村授信了5000万元额度”（佛冈农商银行访谈记录，20240117-NSH-WLS）

（三）公共性的存在形式：数字化积分制推动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公共性的存在形式由技术层面的协作形式和价值层面的共同体建构形式组成，在乡村治理场景下，本文将其称为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治理空间中，围绕乡村治理任务和治理需求，在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协作中实现乡村秩序与发展的有机整体。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的乡村治理实践需要构建一种不再局限于经济或生活层次的共同体，而是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义务互惠型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围绕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任务，佛冈县以积分制形成的制度驱动为纽带，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在价值层面以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和乡村公共空间的拓展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价值重塑，在技术层面实现乡村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权利、利益、责任和义务的统一，形成公共性价值凸显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见图1）。其中，公共空间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物质空间载体，公共精神构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情感协同机制，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权责利关系协同机制，在乡村治理中实现了公共性的全面修复和有效重建。

五、公共性再生产的结果：佛冈县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对于公共性价值的评判，主要是对公权力在道德上的道德自律和政治上的实施程序进行评判和反思，主要包括是否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共同利益，是否在公正的原则下分配资源，决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公民的参与能力和是否实现参与的制度化，以及自由表达和决策过程中是否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本文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实践的价值，进而展现数字化积分制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了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益

在效果方面，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的推行带来了乡村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并塑造了和谐文明的乡风。通过将人居环境内容纳入积分制，村民积极主动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村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民房前屋后整齐干净，“四小园”蔬菜瓜果管理有序，过去散养的鸡鸭圈进禽畜圈养区，“美丽庭院”样板不断呈现。截止2022年底，佛冈县92.7%的自然村达到省级干净整洁村标准。佛冈县积分制中约70%的积分项目是关于志愿服务、文明新风和家庭美德类的内容，它的实施在乡村塑造了积极、和谐、友爱的乡风。佛冈县迳头镇开展的“积分制 美丽庭院”活动，在村民中营造了浓厚的美化庭院的氛围，村民们纷纷在闲暇时间在庭院中修整土地种树养花。在水头镇，家庭积分1200分以上及1400分以上的参选家庭分别获评“星级文明户”、“五星级文明户”，并能获得集体收益分配和政策方面的优待。这一活动在水头镇形成了创星争星的浓厚氛围，改变了村民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积分制 志愿服务”的实施，乡村志愿者主动为老年人送去生活物资，与老年人进行情感交流，在乡村培育了关爱老人的风气。

“人居环境、移风易俗各个领域都给大家积分，现在村里变化很大，大家都争着做好事。村风村貌都变了，大伙儿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水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0526-LYC-HLZ）。

通过实施数字化积分制，佛冈县构建了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机制，实现了人居环境公共品的低成本、高稳定性和高效率供给。在村民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参与度低的情形下，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成效也难以维持。在实施数字化积分制以后，村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日常维护，乡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保洁机制建立起来了，“房前屋后整洁干净，河道沟渠清澈洁净”成为了乡村环境的常态。为了解决“四小园”日常管护难的问题，迳头镇通过实施积分制，完成了全镇300多个“四小园”管护责任岗的主动认领，实现了从“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到美丽庭院“最佳点缀”的转变。

“为了应付省市检查，我们以前时常要雇人搞卫生，一年下来费用要几万块。现在有了积分制，给大家兑换的奖品的成本一年也就1万块，并且村里一直保持着干净整洁的环境，群众从中受益是最大的”（迳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0811-DCC-FMX）。

（二）实现了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与普惠共享

数字化积分制在佛冈县建立了新型公共资源分配机制，促进了公共利益的普惠共享，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性。在可分配资源方面，积分制创造了基于村民参与和贡献的公平分配机制，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直接影响其获得资源和服务的机会。例如，迳头镇楼下村的“好家风·代代传”和水头镇的“星级文明户”评选将积分与荣誉和实际利益挂钩，使村民的付出得到公正回报。“正能量积分贷”将金融服务与积分挂钩，佛冈县农商银行为大村村、黄花村和江坳村共提供5000万授信额度，为村民提供公平获得金融支持的机会。在公共利益普惠共享方面，尽管改善后的村庄人居环境等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本不存在分配问题，但积分制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以参与式治理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确保了这些利益的广泛均等分享。如实施积分制后，迳头镇800名党员带动4000多人参与义务植树，汤塘镇2000多户村民认领“门前三包”责任，1000余户党员认领环境卫生管护责任岗，显著提升了公共环境维护效率。龙山镇、水头镇、石角镇等通过积分制带动乡村移风易俗，形成争先创优风气，极大提高了村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如龙山镇防汛救灾迅速集结60批次、超1000人次志愿者支援。村民的积极广泛参与以及村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改善，使得更多村民能够平等享受到乡村发展的成果，体现了数字化积分制在促进公共利益共享方面的显著成效。

（三）推动了公共利益决定过程的广泛动员与制度化参与

首先，佛冈县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响应相结合进行积分制制度设计，建立了公开、公平和开放的积分制参与制度。在佛冈县印发的积分制实施细则参考标准的基础上，各个镇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实施方案和积分细则。各个行政村在乡镇方案和细则以及征集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依据村情民情制定自身的积分制实施方案，经党员大会、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后，作为实施规则和标准。其次，佛冈县通过线上、线下以及集中、分散等多重动员机制保证村民对积分制的了解和自愿参与。在积分制实施前期，佛冈县的村两委干部通过发放积分细则宣传册、建立微信群、张贴公告、入户讲解以及广播等形式，在村头巷尾、田间地头积极进行宣传，动员村民自愿开户参与。同时，游园会及积分集中兑换活动通过树立典型、表彰奖励、张榜展示等方式激励村民主动参与。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我会定期走访不同自然村或片区的5-10户，听他们对积分制的意见，并且会通过提前借积分给他们的方式鼓励他们参与。另外，每次积分集中兑换活动，我都在会不同的自然村或片区举办，就是为了吸引未参与的村民参与。”（水头镇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0526-LYC-HLZ）

（四）增强了公共事务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公开透明度

数字化积分制在线下物理空间的公开表彰和线上虚拟空间的透明化展示，确保了数字化积分制运作过程的公开透明。在线下物理空间，行政村每月或每个季度会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示积分的统计和排名，并举办积分集中兑换活动以进行公开表彰。数字技术创造的线上虚拟空间使积分制的汇总和展示更加透明化。佛冈县村民可以利用微信小程序或网格化APP等申报积分，并可以实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及积分排名等。网格员、村干部等会在微信群对村民申请积分的资料进行审核和实时反馈，也会将积分的统计、排名和奖励情况发到微信群中，其他村民成为这一活动的观察者、监督者。数字技术为积分制提供了一个明确且透明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每个村民的努力能够被公平地记录和奖励，它的便利性鼓励了村民积极参与，它的透明性也提高了村民对积分制运作过程的信任。

公共性价值评判的以上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循环体系。高质量、高效益的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为公平分配奠定基础，而公正合理的分配机制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公平感，激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广泛的参与带来了更多的监督和反馈，推动了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透明化，而透明的过程反过来有助于提升供给质量和分配公平。这种良性循环不断强化公共性生产的价值，带来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六、基于理论分析导出的解释框架

（一）理论分析框架

通过佛冈县案例研究发现，在破解公共性消解带来的乡村治理难题方面，如图2所示，佛冈县通过引入数字化积分制这一治理工具，从价值建构、技术建构和形式重塑三个层面实现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乡村治理质量、水平和有效性的概念，相同描述有善治、有效治理、治理绩效等。对于治理效能的判断标准，从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视角出发，它是治理通过有效协调资源以达成预期结果或影响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效率、效益和效果的综合体现，体现为乡村治理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从政治哲学的“民主主义”视角出发，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与否应该参照“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核心价值定位展开，重点考察公平、正义、民主、回应性等价值，体现为乡村治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佛冈县案例中，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也实现了乡村治理对于公正、公平、公开、民主等公共价值的追求，从而全面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在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机制中，积分制的制度驱动和数字技术的技术驱动所形成的双重作用机制，是驱动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的内在机理。在佛冈县案例中，积分制的制度驱动作用体现在，它通过激励机制、动员劝导机制、社群行为引导机制、公共议题创建机制和多元协作机制，在空间载体、情感认同和权责利关系层面推进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以积分制推动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技术驱动作用体现在技术的赋能和赋权作用。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整体治理效率和效果方面，它显著提升了积分制运行中的信息传递效率，便利了积分制及乡村公共事务信息的共享和公开，增加了积分制实施过程的透明度，为积分制促进公共精神培育、公共空间再造和多元主体建立跨时空连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赋权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个体提供便利和机会方面，它显著降低了乡村治理主体参与积分制的成本，为村干部、网格员、村民等治理主体便利、高效地参与积分制和乡村公共事务提供了技术支撑，扩大了参与渠道。数字技术的赋能和赋权作用也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信息传递效率的提升（赋能）不仅优化了治理过程，也间接降低了各主体的参与成本（赋权）。同时，参与渠道的拓宽（赋权）又反过来促进了信息的更广泛传播和更有效利用（赋能）。最后，数字化积分制中的制度驱动和技术驱动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制度设计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规范和方向，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又使得制度执行更加精准和高效。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实现形式是通过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来重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行动，从而破解公共性消解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推进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责任、行动和利益的共同体，它强调打破某些乡村治理主体对共同体治理权、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的垄断，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联动互济。乡村公共性作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核心特征，通过共同体获得了实现和发展的平台。乡村治理共同体为乡村公共性提供了物质依托、情感纽带和权责利协同的基础，使得公共性能够在乡村治理场景中得到有效的再生产。公共性的再生产过程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建过程是相互促进、相互塑造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推动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而乡村公共性的增强又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通过公共性再生产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是消减国家政策与村社内生秩序之间的张力从而保证国家政策顺利落地的社会基础。在我国乡村治理行政化不断加强形成的“强国家”和村民自治不断弱化形成的“弱社会”背景下，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通过重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行动，使乡村能够有效承接国家资源和对接国家战略，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二）理论对话

（1）乡村公共性再生产解释了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下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城乡互动的深化，西方学者关注了乡村治理效能相关的议题，考察了不同利益相关方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权力关系，分析了公共、私营和志愿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伙伴关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公众参与、协作治理等多元共治模式对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多元参与和合作在不同农村经济社会条件中的适用性。社会资本代表促进合作行为的网络、规范和信任，西方学者也发现群体和网络、信任和团结、信息和沟通等社会资本，以及社区组织者、决策者和社区成员间的社会资本，能促进乡村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西方理论对中国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借鉴，但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不同，公私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协作治理、社会资本理论等源自于西方语境的理论难以完整和有效解释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场景中相关实践的运作规律。在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中，学者关注了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等相关公共性因素的建设和建构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积极影响。公共性是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根本属性、核心属性，公共空间是乡村公共性所依托的公共场域和空间载体，乡村公共服务是乡村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一，而公共价值是公共性通过公共理性实现的利益表达。那么比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和公共价值内涵更为丰富的乡村公共性的建设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考察了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下乡村公共性向乡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在乡村治理中，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过程体现为引导村干部、党员、农民、商家、银行等乡村治理主体共同关心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围绕乡村公共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建立协作关系、开展协同行动，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从私人领域的“私利主导”到公私领域良性互动的“公私协力”的转变。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于重建乡村社会中的共同体协作，在价值建构上体现为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空间的重塑，在技术建构上体现为协作关系的建立，在其存在及实现形式上体现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建、公共空间的重塑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关系的建立，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协作治理、多元治理、网络治理等主张有相通之处。但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理论立足于中国乡村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特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不仅关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具体要素，更着重探索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样态。结合前文所述的乡村公共性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互动关系，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下乡村公共性向乡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为，公共性的再生产重建了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精神、协作空间、协作关系和协同行动，从而带来了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2）提出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下乡村公共性生产的治理工具引入路径。对于如何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西方学者主要探讨了如何通过治理制度创新重塑乡村公共领域，如乡村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的网络治理机制、赋予乡村社区更多治理自主权的治理制度安排、地方政府与村民的协商和参与治理等制度因素对于建设开放、包容的乡村公共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在乡村社区引入参与性项目和村庄协会实施的社区发展实践行动，能够增进乡村边缘群体的参与、动员社区力量和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中，学者基于中国乡土社会价值伦理、基层组织体制、乡村社会的运行机制等，提出组织制度调试、数字技术支撑下的村务微信群的应用以及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都能够促成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以上研究分析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制度创新机制、发展项目导入机制、数字技术赋能赋权机制以及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的转换机制等，但仍缺乏对中国乡村治理创新性实践的深度挖掘和理论总结。本文通过对佛冈县案例的研究，指出数字化积分制融合了积分制的制度逻辑和数字技术的技术逻辑，超越了单纯的传统制度供给或简单的数字技术应用模式，也不同西方的发展项目引入行动，是一种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和回应乡村公共性再造现实需求的治理工具。作为一种国家层面倡导的引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工具，数字化积分制通过积分制的制度驱动产生的物质激励、“面子”带来的精神激励以及服务与政策激励等，提供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规范和保障，同时通过数字技术的技术驱动搭建的多样化跨时空互动平台，开辟了公众参与的新渠道，从价值、技术和形式三个层面促成了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本研究相较于西方理论既有解释的贡献，我们将本研究的公共性视角与西方的几个主要解释进行对比，如表6所示。本文的公共性视角在多个维度上与西方理论主要解释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本研究立足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强调公共性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关注乡村公共精神重建和公共空间重塑，致力于在中国乡土社会特征和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制度、技术等因素，特别是通过数字化积分制的创新应用，推进以公共精神、集体认同和权责利统一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综合而言，作为一种引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工具，数字化积分制融合了制度驱动逻辑和数字技术驱动逻辑。本文提出的公共性视角不仅解释了数字化积分制能够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制度驱动、数字技术驱动和治理结构优化三个既有视角的优点。公共性视角揭示了制度驱动和技术驱动在乡村公共精神培育和公共空间再造中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它阐明了积分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数字技术又如何为这种参与提供便利，共同促进公共精神培育。同时，公共性视角也展示了积分制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而数字技术则为这些空间提供了新的形式和平台。此外，公共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概念不仅涵盖了治理结构的优化，还进一步解释了多元主体协作的深层机制。数字化积分制的引入推进了乡村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带来了不同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及其结合方式的优化，促进了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公共性视角从内在价值实质、技术实现方式和整体存在形式三个层面阐释了乡村公共性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建过程，为理解数字化积分制如何带来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提供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框架。因此，乡村公共性可以作为考察乡村治理效能影响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解释了数字化积分制能够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实现了对既有视角的有机整合和理论创新。

七、结论与讨论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面对乡村社会公共性消解的现实困境，广东佛冈县通过数字化积分制实践有效破解了乡村公共性消解带来的乡村治理难题，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研究发现：

（1）数字化积分制以治理制度驱动和数字技术驱动所形成的双重作用机制，通过重建公共精神、再造公共空间和重构乡村治理主体的协作关系构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从价值、技术和形式层面实现了乡村治理中公共性的再生产。（2）公共性的实质在于通过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实现共同体协作，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重建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精神、协作空间、协作关系和协同行动，破解了乡村社会面临的公共性缺失困境，带来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3）乡村公共性再生产解释了数字化积分制这一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相融合的治理工具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

尽管佛冈县案例揭示了数字化积分制通过促进乡村公共性再生产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作用机制，但由于这一治理工具本身的特殊性，本研究的结论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局限。如对于数字技术依赖性的假设和村民参与能力的预期，可能限制了这种方法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或村民数字素养不足地区的适用性。同时，积分制的有效实施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积分制的适用范围争议、不规则治理事务难以标准化衡量、积分制实施的高度资源依赖性，以及佛冈县存在的村干部推进积分制的积极性如何有效维持等问题。因此，在推广数字化积分制时需要因地制宜，探索更加灵活和包容的实施方式，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维持村干部的长期参与热情。最后，本文关注了数字化积分制实施后的短期和中期效果，对于长期影响，特别是对乡村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潜在改变，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以上局限性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包括探索不同条件下公共性再生产的多元路径，以及如何克服数字化积分制在应用过程中的挑战和优化数字积分制在不同条件下的应用等，从而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更加有效和适应性强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