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袁航：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路线图”的哲学意蕴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中央财经委员会于8月17日召开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
立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指引有力地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就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第二，就共同富裕的不竭动力来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第三，就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而言，中国共产党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建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凝练出高度灵活的辩证方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上述三重哲学逻辑从历史观、价值论、方法论角度系统深刻地揭示出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详尽的理论概括和现实的实践指引，展现出一幅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的清晰“路线图”。
一、历史观：消除绝对贫困是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议》指出，全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首先在富裕，关键在富裕，没有摆脱贫困，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从学理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被西方学界“神秘化”的贫困成因进行“祛魅”，作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了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和生产关系落后，并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下，为绘制共同富裕的恢宏“路线图”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基本经验和社会条件。
全面认识致贫的成因，首先应当明确贫困的内涵。“贫困”最初被用来形容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其最低生存需要的状态，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首次将贫困线的划定同最低生活支出联系起来，确立了最直观的贫困标准。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以美国为例，提出将相对贫困线定为美国当前收入中位数的50%，该提案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欧盟统计局最常见的官方统计方式。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贫困是对一些基本生存资料和机会的讨论，如果只考虑某人和其他人生存状态的比较，就有可能忽略所有人都处于饥寒交迫的普遍境遇。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以美国为例，贫困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根据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而定义的一种收入水平，它低于所估算的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从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知识贫困是当代社会贫困的新趋势，有学者给出了区域贫困和个人贫困的区分，还有观点集中于从能力、权力、社会排斥度及脆弱性等几个方面重新定义贫困。
上述关于贫困现象的分析虽然从不同侧面试图探索贫困的原因，但并没有完整地揭示其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贫困的多重内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以至于西方学界对摆脱贫困的尝试性解释仍然较为谨慎。例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必给予穷人特殊的优待，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和群体会通过创造就业、扩大消费等方式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即经济发展的成果会像流水一样，通过“周密的经济政策”的介入，自然渗入穷人手里。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模型指出，发展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但随着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部门的转移，劳动力迁移最终将在市场机制下收敛于均衡水平。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的模型则显示，在资本积累足够高的条件下，富人增加的任何财富积累都会导致利率降低，这使贫困家庭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信贷资金进行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摆脱贫困。西奥多·舒尔茨（Thodore Schults）提出摆脱贫困的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土地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在资源分配方面应该遵循“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的原则，提出要弥补来自先天的不利因素，如个体的实践能力、自然天赋、出生环境等状况的不足。但是，这些观点往往从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贫困的成因，浮于“主客关系二元对立”的表面，未能深入到导致贫困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难见显著成效。例如，如何纠正由于道德任意性的偶然而产生不平等的先天禀赋，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领域都是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而片面地将贫穷归咎于知识、技能的缺乏，作出“穷是因为不努力”的狭隘判断，也忽视了西方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穷忙”（working poor）现象，以至于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无可奈何。可见，西方学界对贫困成因的研究未能有效区分致贫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以至于在探索过程中多集中于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客观因素，对更根本的生产因素和制度因素保持“固有”的缄默。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贫困问题的分析揭示出贫困现象的根本成因。马克思主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社会根源等多个方面科学揭示出贫困产生的深刻原因和消除贫困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贫困问题是一个关乎历史观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由上可知，贫困意味着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处于匮乏状态；致贫的根本原因，实质在于生产力水平低和生产关系落后。从生产力水平来看，人类若想追求美好生活、获得自身解放和发展，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问题，而生产力水平低下必然导致物质资料的匮乏，产生贫困现象。本质上，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其发展状况既同自然环境相关，也同历史问题相关。因此，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应当从基本要素入手，发展劳动资料，扩大劳动对象，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此外，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发达社会生产条件下依然存在贫困现象的根本原因。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运用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了产生“工人为他们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为他的死钱财的盈利而苦恼”这“双重苦恼”带来的后果是社会财富衰退时工人陷入贫困，社会财富增长时工人过度劳动，最终导致工人落入越是生产越是贫困的境遇。恩格斯同样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示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日渐贫困和由此引发的激烈阶级对抗，并指出这种对抗的解释“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秘密”，使工人越是生产就越是贫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给出了初步的回答：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未来的劳动，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是作为劳动力生产费用的报酬，在报酬之外还有一部分被资本家剥夺，因此即便工人收入在数量上增加，但“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的愈多”，工人阶级就越是贫困。这一观点最终在《资本论》中以剩余价值的理论形式得到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论证同样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同其所有权相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正是以这种遭遇为必然前提，当劳动力成为唯一商品，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最低生活需求。此外，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也会出现，“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都会下降”。但是这种贫困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也不是固化的人类社会伴生的存在物，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差别的基础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就此而言，贫困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终会随着生产关系恢复平等的过程而被消除。
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施政施策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栉风沐雨，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缔造出一系列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无产阶级是历史舞台上最先进的阶级，它抛弃了以往统治阶级的利益狭隘性，使自己真正成为最广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社会关系的相应内容。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也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二、价值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发展方向，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直至《决议》强调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一系列顶层设计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价值论的哲学视角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离不开中国为摆脱贫困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获得的历史经验，更离不开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己任、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的使命感。
“价值论”（axiology）一词的词源是希腊语的axia，意为“价值”，在哲学思想史上最初用于把“善”作为基本概念的规范性学说，后泛指为研究价值的哲学，包括对一系列价值的基础进行研究的一般价值理论。价值论的研究对象是价值本身，揭示价值的本性或应然本质，着眼于社会价值体系构建参与人类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提供研究对策。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终身课题，为我们遵循社会历史文化和时代的发展规律来构建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了系统的价值指引。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不难发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正是在筚路蓝缕的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凝铸而成，每一个阶段的实践成果都是基于特定阶段的实际状况对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认识的深化，每一个阶段的艰苦奋斗都体现出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使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各方面看都不具备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曾提出：“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在对这一阶段摆脱贫困的桎梏进行深刻揭示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彻底消除贫困打下坚实基础。通过确立土地革命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三个方面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从此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进行斗争，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建立平等社会奠定了基本生产资料基础。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平等的社会结构基础，成为共同富裕“路线图”上璀璨的篇章。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的国家，而到了1957年，中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共同富裕“路线”由此打下了深刻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烙印。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2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破除了旧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稳固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阻止剥削的发生，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立足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重大胜利。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就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信念，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与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6月，他在贵州考察时提出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2015年10月，他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对症下药，靶向治疗；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他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兑现了限时高质量实现全部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次摆脱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展望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美好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的“路线图”不断延展，纵贯其中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
立足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使命，不难发现“共同”是对共同富裕性质的价值界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过程中所坚持的价值准则。在此，共同富裕传达出的价值意蕴深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其主体只能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这一要求反映了人民概念的群众性。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覆盖面的问题上，要紧紧抓住“全体”这个关键词的题中应有之义，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更多人教育赋能，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第二，共同富裕不是毫无差别、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富裕的目标，是发展活力、社会正义、机会公平之间的均衡状态。我们既要从目的上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又要从时间上明确一种从先富到共富的“波浪式”渐进过程，必须承认和保护因个体努力奋斗程度不同而在财富分配结果上出现的合理差异，这也是分配领域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现。第三，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维度的富裕，财富不仅指收入分配等物质因素，还包括精神财富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维度富裕才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状况的直观反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增进民生福祉，不仅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还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的需要，形成一个结构完备、逻辑严密的共同富裕价值体系。
三、方法论：系统整体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立足科学的历史观和价值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成人类历史上最恢宏的反贫困史诗，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踏出坚实的步伐。从全面建成小康到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从方法论来看，共同富裕的“路线图”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发展规律，处处反映着系统整体的工作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4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走向共同富裕的奋斗之路，时时处处体现着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实并重、勤劳致富与强基兜底共存、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齐上的系统整体方法。三者构成“根—茎—叶”的内在逻辑关系：以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实的统一为核心内容，反映在保障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制度安排中就体现为勤劳致富与强基兜底的统一，反映在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工作安排中就体现为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的统一。
（一）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核心，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实并重
共同富裕“路线图”的绘制，既离不开“最先一公里”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最后一公里”的任务落实。注重顶层设计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强调改革过程中的系统性、全局性、协调性和整体性。共同富裕的目标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呈现出“先富—共富”的逻辑图景，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共享发展理念为核心，坚持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并重，不断开辟新征程上共同富裕的新境界。
共享发展理念的产生和演进，均植根于深厚的思想基础与合理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思想是构成共享发展理念较为重要的两重逻辑。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只有坚持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才能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无论是《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还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直观表达，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递出的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指向，它既是对传统“公有均平”的价值传承，又是对绝对平均主义局限性的批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出发点和利益落脚点，共享发展充分反映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蕴含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生产目的。
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核心，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相统一的逻辑在新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初次分配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控制初始分配差距；再分配要增强对分配差距的调节功能，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收入调节功能，既促进公平，又考虑效率，防止顾此失彼。当前，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迫切需要选取部分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选取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富裕程度指标均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试点，符合均衡性的要求，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破题和开篇，也是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例证，展现出党中央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和战略方法，有助于梳理和总结浙江在共同富裕探索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形成可供推广的经验做法，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二）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勤劳致富与强基兜底共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如果说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分好蛋糕”的话，那么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就是“如何做大蛋糕”，只有创造物质财富的总量和能力上去了，共同富裕才“有据可凭”。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新的致富带头人，允许这部分人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应当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自身发展的“造血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渠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避免“等靠要”成为分配领域的不正之风。同时，我们应当强调政府系统对共同富裕的强基兜底职能，全面建立新时代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实现低保对象应保尽保，助力困难群众共同富裕。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应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得到实质性推进，要坚持以人为本，瞄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共同富裕中困难群众的“短板”，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从源头上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共同参与的富裕，是在全体人民平等权利基础上享有的富裕，是保障物质财富需要和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富裕。这样的共同富裕，必须确保创造财富的源泉不断涌动，必须确保关乎社会民生的制度不断完善，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确保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给养，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满足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以生产要素为核心，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齐上
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看要靠发展生产，而要发展生产，就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在生产活动中，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人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离开生产资料，劳动就无法有效进行；同样，仅仅有空置的生产资料，而没有人的劳动去使用，也不能生产出任何产品。一旦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相互分离的状况，那么它们仅仅具有成为可能性的生产要素，只有二者相结合，让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进行劳动，使劳动对象产生符合预期的变化，才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产品。
与此相应的是，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兼顾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地区间的明显发展差距依然存在，有些地区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土空间布局不合理，产业配置趋同低效。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着力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更好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形成一批新增长极，破除地域歧视和体制壁垒，努力推动各方面的人才和指向性投资向需要的地区转移，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同时，我们应当想办法切实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队伍，积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良性循环，让每个人立足实际主动参与，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实践推动力，为促进共同富裕营造良好环境。无论是企业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是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都在客观上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不能采用“逼捐”等违背共同富裕原则的不当措施。
伟大实践产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立足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实践，探索新发展阶段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分工使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兼顾各方利益、协同共赢，才能实质性促进共同富裕的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让人人实现富足安康。中国共产党人有诺必践，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脚步，为解决当前世界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